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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满天下 谤随终身——在历史语境中试论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9-03-14 14:33:06 阅读人次:280 回复数:0)

  名满天下 谤随终身

  
——在历史语境中试论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

  
作者:杨文凯

  
论文概要:

  
鲁迅与周作人是著名的“周氏兄弟”,同为中国新文学的两大重镇,他们的思想原点和文学起步都源于日本,但结局两分令人唏嘘。与鲁迅相比,周作人与日本文坛和日本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周作人一生的身世经历、思想轨迹、文学成就、功过荣辱,都同日本文化和近代中日不正常的国家关系交织在一起。离开了日本这个参照系,无以成就事实上的周作人。

  
2019年,五四运动爆发百年,也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走过了百年的重要时刻。100年前,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三篇重要论文,堪称文学革命的檄文,是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也为五四时期的“人生派艺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精神土壤和思想养分就来自日本。

  
在思想上,周作人经历了“民族主义(留日期间,前后长达十年)——世界主义(五四时期)——亚洲主义(1924年前后)——民族主义”的演变。“白桦派”的新村主义催生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而日本发生以思想罪论处的“大逆事件”在潜移默化中促使他退回到“自己的园地”。

  
在文化上,周作人对日本有特别的亲近感,赞赏“日本的人情美”,写了著名的“日本管窥”,他提倡亚洲主义文化观、关注历史循环论,最后泯灭了国家与民族的界线。

  
在创作上,周作人是著名的“小品文之王”,除了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性灵小品和英国Eassy的影响外,他的随笔追求平和冲淡、清隽苦涩的“美文”风格,离不开日本文学传统的深刻熏染与陶冶,并影响后世。

  
在翻译上,周作人热心翻译介绍日本文学,其兴趣由明治文学上溯到江户文学、元禄文学,是近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日本文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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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五四运动爆发百年,也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走过了百年的重要时刻。100年前,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三篇重要论文,堪称文学革命的檄文,是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也为五四时期的“人生派艺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时,周作人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等,其思想源流基本来自当时的日本。可以说,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和人生是非,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周作人与日本的因缘关系,也是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种象征。

  
鲁迅与周作人是著名的“周氏兄弟”,同为白话新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两大标杆,他们的思想原点和文学起步都源于日本,但结局两分令人唏嘘。与鲁迅相比,周作人同日本文坛和日本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周作人一生的身世经历、思想演变、文学成就、功过荣辱,都同日本文化和近代中日不正常的国家关系交织在一起。离开了日本这个参照系,无以成就事实上的周作人。

  
1906年,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与日本的因缘;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作人与日本事实上绝缘。在近40年的时间线上,周作人曾四赴日本,近距离接触日本,实地感受日本的方方面面:

  
1、周作人在1906年初次赴日留学,1909年娶房东之女羽太信子为妻,1911年回国;2、1919年4月,周作人送妻子回东京娘家“归宁”,二赴日本。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周作人只住了十多天即匆匆回国。同年7月他再赴日本,在九州日向地区参观了武者小路实笃主办的“新村”,顺道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新村”支部,8月3日回国;3、1934年7月,周作人携羽太信子赴日归省探亲,在东京与日本文坛频繁接触交流,8月28日回国;4、北平沦陷,周作人附逆之后,于1941年4月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赴日本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大会。

  
以上四次,是周作人与日本的直接接触,除了第一次留学5年多,其余各次留日时间均不长。但是,周作人终其一生在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文学趣味上都浸透了日本特色,其个人的日本化程度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对于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受到来自日本的深刻影响,本文拟从历史语境出发,分段梳理和论述。

  
一、周作人提倡“人生派艺术”与白桦派新村主义同调

  
周作人在1906年赴日留学后,与鲁迅共同生活了三年。期间,他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同鲁迅一起开始了早期的文学活动。在留日早期,周作人表现出对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青睐,表明这位著名的苦雨斋知堂老人也曾经年轻过、昂扬过。他在日本翻译了《域外小说集》,注意对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显示出民族主义思想的端倪。周作人曾自称“民族革命一信徒”,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起于尊王攘夷,止步于“排满”。在消灭了满清帝制后进入民国时代,他坚持了十年之久的民族主义思想便也时过境迁了,日趋缓和了。

  
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大都通过日本而接触欧洲文艺思潮,周氏兄弟概莫能外,然而受到自身性格取向的驱使,他们对新思潮的吸收重点却不尽相同。鲁迅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中显示,他亲近“摩罗”诗人们高昂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激情(有关鲁迅的笔名,世有一说即来自“革命”的英译 revolution,备考);而周作人出于传统的中庸观念和绅士阶层的平和态度,与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取得共鸣。在早年接触学习“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文学时,周作人自然倾向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从”哲学。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同样倾向于受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道主义影响的日本“白桦派”的文艺主张和社会实践,可谓一以贯之。周作人反对暴力革命、提出Fair Play主张、在生活中和文论上展示宽容平和的态度,基本都是这一思想主线的延续,后话很长。

  
周作人后来在《雨天的书》“元旦试笔”一文中,为自己的思想历程勾画了清晰的发展线索:民族主义(留日期间,前后长达十年)——世界主义(五四时期)——亚洲主义(1924年前后)——民族主义(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中,周作人曾写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和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就有些相当的主张。”

  
如果说,5年多的留学生活为周作人打开了从日本瞭望世界的窗口、提供了一块汲取现代思想养料的沃土,那么此后的周作人再也离不开这个“第二故乡”了。在早期民族主义观念日渐淡薄之后,周作人在五四前后走上了世界主义的道路,其精神渊薮离不开日本当时的社会潮流。陈独秀曾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将“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归结为欧美近世三大文明。五四时期,周作人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人类主义),则源于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热衷的社会潮流和实践。

  
1910年4月,日本的《白桦》杂志创刊,标志着“白桦派”正式诞生。“白桦派”的主要人物都是贵族子弟出身,他们不知现实人生的艰苦,不用为吃饭发愁,所以能够采取一种活泼明朗的态度,以心中的理想主义来付诸生活和文学,代表人物是与周作人同庚的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实笃深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学上注重道德,尊重个性,是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并吸收了托翁的“邻人爱”思想,表现出浓重的人道色彩。

  
1918年,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新村”,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精神在日本付诸社会实践。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风靡世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通过世界主义实现人类进步,对经历了战争之苦的的人类无疑是一剂理想的良药,对于正在寻找社会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颇具吸引力。当时,鲁迅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名作《一个青年的梦》刊登于《新青年》,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积极颂扬,其中最热烈、最狂热介绍并实践“新村主义”者当推周作人。

  
周作人在1919年赴日参观“新村”前后,连续发表了《日本的新村》、《访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等文章,全面而系统地鼓吹了“新村主义”,他本人更成为日本新村的第一个外国人会员,还在北京设立了“新村支部”。周作人从中看到了一个“蔷薇色的梦”,与他早期在日本已经形成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十分契合(详见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总结出“新村的思想”,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人的生活”:物质方面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精神方面则是自由的发展(详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是“白桦派”奉行的宗旨,也为周作人的早期文艺观提供了精神底色。这段时间,周作人连续写出了《人的文学》(1918.12《新青年》5卷6号)、《平民文学》(1919.1《每周评论》第5号)、《思想革命》(1919.3《每周评论》11期)三篇重要论文,构成了周氏文艺观的理论体系,对白话新文学发表了最高水平的理论阐述,为“人生派艺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新文学运动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正是“白桦派”的社会理想和文学理想提供了启示,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为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在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架起了一座缥缈而神奇的桥梁。不过,武者小路实笃“是抱着不懂得怀疑的乐天思想而生活过来的”(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构成他的文学思想的基础,是人类的意志,是把人类的成长及发展同个人直接相联系而产生的乐天主义”,“他始终坚信人类的意志一定可以实现人道主义”(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而周作人却不是永恒的梦幻者,他没有一个人生梦幻者必需的童年经历,中国也不具备维持梦幻的社会环境。

  
五四运动落潮后,周作人从大人类主义的“蔷薇色的梦”中苏醒过来,开始感到自己宣传的新村主义和人道主义除了满足个人的趣味外,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他所爱的乃是艺术与生活自身,不再喜欢那里面所隐现的主义了。周作人的自我怀疑和反思不可谓不清醒,他按照自身的性格逻辑选择了向内转、往古代追。周作人告别了“白桦派”的理想而日益投入到真正的日本文学传统。他早年注重介绍明治时代的日本近代文学,在五四之后重点译介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和古代文学,文学趣味的转向反映出人生的转型。

  
二、周作人退回“自己的园地”深受大逆事件潜在影响

  
1921年夏天,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他写给孙伏园的《山中杂信》中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和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地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周作人思想冲突的激烈和彷徨动摇的苦闷,在此表露无遗。为了摆脱彷徨和苦闷,周作人逐渐从“文学有用论”转向了“文学无用论”;用“言志”取代了“载道”。周作人日后回顾称,他从西洋学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学来的属于情的方面(《我的杂学•十八》)。周作人从西方学得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白桦派的影响是他轰轰烈烈实践理想的一个东方机缘,而日本文学中更多寂静、淡雅的审美情趣才真正切中了周作人的内心和本真。

  
从孔子一直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超长时空主线上构筑起巨大的功利主义体系。五四新文学崛起后批判了功利主义的传统内涵,而对于“文以载道”的观念缺乏反思,即如周作人当初大声提倡 “为人生的文学”也属载道文学之列。1925年,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序二》中回顾道:“我认为自己是个道德家,虽然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每一篇文章里都含着道德的色彩和光芒。”几经彷徨之后,周作人反拨了自己此前的文艺思想,毅然出走“载道”派,回归“言志”派道路。而他的言志文学追求,与日本文学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废名在《知堂先生》一文中指出,“渐进自然”是对周作人人生态度最好的概括,这也契合了日本传统民族性中的“菊花”侧面。

  
日本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平和的、静谧的,抒写低婉的个人意识,长时期脱离政治轨道倾向明显,非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具有自我发展的独立性。特别是古代的“情美文学时代”与江户的“法文学时代”,更表现出作家在平民生活中的个性情趣。周作人的“言志”文学观在中国本土出于明末公安、竟陵的性灵主张,也从日本文学的自然情调和幽默趣味中吸取了不少养分。周作人在《狂言十番 序》中说:“我译这狂言的缘故,只是因为他有趣味,好玩。我愿意读狂言的人也只得到一点有趣味好玩的感觉,倘若大家不怪我这是一个过大的希望。人世难逢开口笑。真是的,在这个年头儿。”这一时期,周作人称道日本十七世纪的元禄文学,沉醉在俳谐大师松尾芭蕉闲适幽远的诗境中,如此“趣味文学论”让他彻底走上了纯粹表现个人情趣的闲适冲淡的言志派文学之路。

  
1921年,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美文》,开始有意识地将思想观念的转变付诸创作实践,从五四时期的文艺评论转向了小品文写作。整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的贫困与小品文创作的繁荣形成了相反而相成的矛盾运动,他以“小品文之王”的姿态取代了曾经拥有的“思想界权威”的殊荣。当然,这一时期周作人在文艺思想上并非毫无建树,而是建立了“自我的或个性的文学观”、“民族的或国民性的文学观”(司马长风语)。

  
周作人在20年代精心经营着“自己的园地”,有意识地逐渐远离现实而埋头于书堆了。不过,社会现实绝不平静,相继发生了“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等,周作人对此都从人道主义出发表达了抗争立场,表现出五四时期浮躁凌厉之气的余绪,但同时他的思想矛盾和退隐意愿也在日趋沉淀。1926年,周作人写下了题为《两个鬼》的著名自剖文,清醒剖析了内心冲突的存在。他自称“流氓鬼和绅士鬼”住在心头,自己对两者都有点舍不得,因为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然而,面对现实中太多的鲜血和太多的窒闷,鲁迅走向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抗争之路,而周作人却向内回归到消沉静寂的“闭门读书”的道路。究其原因,除了内心的绅士鬼压倒了流氓鬼以外,他还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潜移默化影响,即日本知识阶层对“大逆事件”的反思和无奈。

  
1911年1月24日,日本当局以计划谋杀明治天皇为口实,逮捕起诉了全国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24人,以叛逆大罪判处约半数死刑,余者也判处无期徒刑,被指控为首犯的幸德秋水是当时日本的著名作家和社会人士。经此打击,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严冬时期。案发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大逆事件”的实质是以思想杀人,这与周作人在1927年的现实感受是一样的。周作人在《谈虎集•后记》中写道:“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

  
“大逆事件”发生时,迫于当局高压政策,日本的文人作家万马齐喑,除了德富芦花外竟无一人敢公正地表达自己的愤慨。直到1919年,永井荷风在《火焰》中披露了这一事件对自己的影响:“我既然是个文学家,本来不应该对这种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因为在德莱菲斯事件上呼吁正义而流亡国外吗?可见,我与社会上的文学家却一言不发,我不由得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良心上的痛苦,我为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羞耻。从此以后,我就想还不如把自己的艺术品格降低到江户游戏文学作家的水平。”——这段痛苦的内心道白说尽了当时日本作家的普遍心态,与周作人在1927年之后的人生境遇和文学选择庶几相近。永井荷风在“大逆事件”后开始消沉,把自己浸淫在江户时代的艺术里,以市井的幽默趣味来消解现实投射到内心的压力;同样,一向对永井荷风称道有加的周作人则以《闭门读书论》宣告了自己的选择。

  
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兴趣,转向了荷风赖以遣怀的十八、十九世纪那些充满了滑稽、戏谑的江户文学上去了;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则日益沉浸于明清士大夫文人的笔记小品中,难以自拔;在生活中,也是日趋沉寂并完全承袭了“现世主义”人生观。此后的人生岁月中,周作人同永井荷风一样,知道自己为世人所厌,自己也讨厌这个世界,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高性格和人生姿态,让周作人彻底脱离了现实和乱世,甘愿做个万人如海一生藏的隐士,成为许多人心目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渐进自然的“人生楷模”。

  
三、 周作人是日本文化研究大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周作人清楚了解自己的性格中存在着流氓鬼与绅士鬼的斗争,他更喜欢借用戈尔特堡(I.Goldberg)对蔼里斯(H.Ellis)的评语——叛徒和隐士——来自况。纵观周作人的一生,就是绅士鬼压倒流氓鬼、隐士取代叛徒的渐进过程,他走了一条不归路。

  
林语堂在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标举出中国人性格的几个主要特征: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这仿佛是为周作人所做的精致描绘。这些性格特征本应属于过去的时代,但周作人经历了“从孔融到陶渊明”(曹聚仁语)的人生变迁后,却成为这种国民性的集大成者,胡风称其为“过去的幽灵”看来是颇为顺理成章了。

  
五四以后,周作人是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大家,他的文化观浸染了思想和性格特色,也融汇了日本文化研究的心得。周作人的随笔和小品散文涉及大量有关日本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他对日本文化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的“日本店”生意为此长盛不衰。周作人自诩日本是第二故乡,他研究日本文化的目的在于探索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整个东亚文化的特质。这种泛东亚文化研究的思路促成其独特文化观的形成,也反过来影响到他的日本文化研究,甚至影响到他的人生选择。

  
谷崎润一郎曾描绘周作人道:“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昨今》)——正是这种内在的阴性的、女性的性格,使得周作人对于呈现出“菊花与刀”两面性民族性格的日本文化,主动选取、认同、赞赏其“菊花”的侧面。

  
周作人在《日本的人情美》(1925年)一文中认为相对于“武化”而言,“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花草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幅野相”。他指出,人情美“正是日本最大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而无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将使他们个人中间发生许多悲剧,也即是为世人所憎恶的重要原因”。在这里,周作人发扬了日本文化中阴柔似水的一面,摒弃了刚烈如火的另一面,希望在许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间时时发见一点光辉和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多以自己的个人意趣为出发点,不无一厢情愿的特征。在对日本文化的偏面认同中,周作人逐渐形成了他的“亚洲主义”文化观。

  
周作人研究、介绍日本文化时间长,质量高。除了翻译、介绍日本文学作品外,周作人对日本的民族意识、日本文化、日本民俗,以及中日关系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四篇《日本管窥》。他评论了日本人的忠君爱国思想,同时指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有“现世思想”与“美之爱好”两点,并称许“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他的管窥从文化艺术着眼来透视日本的民族意识,在忠君爱国的国民性以外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角度(《苦茶随笔•日本管窥》)。他欣赏日本固有的衣食住的美,对于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民俗颇多羡慕和流连,这是出于他“个人的性分”和“思古之幽情”(《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他早早注意到,“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一番调剂,成为自己的东西……在艺术和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 (《谈虎集•日本与中国》)。周作人一直表示自己很想成为一个“亲日派”,不是清末黄遵宪、叶昌炽那样以政治为立脚点的亲日,而是立足文化,试图从文化上来改善中日关系。(《风雨谈•日本管窥之三》);他认为“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真正的亲日派应是英人小泉八云式的日本文化的知音者” (《谈虎集•亲日派》)。

  
周作人研究日本文化得出的结论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的。” (《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在《日本之再认识》一文中,他的亚洲主义文化观达到顶峰:“我当时不把日本当做一个特异的国看”,“我向来不相信同文同种之说,但是觉得在地理与历史上比较西洋人,则我们的确有些便利,有些权利,同时说是义务也没有什么不可”。周作人“想从文学艺术去感得全东洋人的悲哀,无论现在中国与日本怎样的立于敌对地位,而离开一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 (《知堂乙酉文编》)。在这样的辩解中,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已经泯灭了中日两国的民族区分和国家界线,他的“亚洲主义”文化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虚伪口号取得了口径上的一致,抑或是主动看齐,周作人终于为他的附逆行为找到了可以搪塞的文化理由。

  
周作人研究日本文化得出的文化观,在空间轴上超越民族主义,在时间轴上超越历史主义,出于他在认识论上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历史循环论”。他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把五四运动看做是“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在现今时代的重演,并且把抗日战争与明末抗清混为一谈。周作人“看穿历史内涵”的循环论思想在《闭门读书论》中有过详细表述:“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什么,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俱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下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不相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信任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演进,在周作人眼里不过是一种反复循环,见不出多少新鲜的意义,而见惯或者说洞悉历史循环的人自然会归于平静。所以,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作为历史循环的一环,其意义自然比不上文化的永恒了。

  
周作人秉持的超越民族、超越历史的文化观,应该说有其真率和超前的一面,但是当社会潮流和时代脚步还停留在民族主义时期、历史主义阶段,而且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现实还在不断强化这种历史语境时,周作人却一味地在反方向上领悟并鼓吹超时空的亚洲主义文化观,明显有悖于时代的主题和潮流。他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因丧失了时代性而流于偏颇,最终成为他附逆行为的挡箭牌,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中国颇具代表性的学养深厚的大知识分子,作为东瀛敌国尚知敬重的文化大师,周作人稽留北平后却不顾民族大义,与日本人合作最终落水,不仅可惜,更为可耻。郭沫若曾在《国难声中怀知堂》文中浩叹“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一声叹息,沉痛之至。

  
四、周作人的小品文创作浸透着日本的趣味

  
周作人是五四以来有数的小品文大家,他的全部创作(除了早期的一些新诗外)大都是小品散文。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高度评价周作人的散文写作称,“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周作人写作在取材上强调“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笔下散文广纳社会批判和文艺批评,在体裁上有政论、随感、记叙文、抒情文、游记、速写、书信、寓言、文艺短评、读书笔记等,涉猎极广。周作人对于中国现代小品散文的开拓和繁荣,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雪林称誉他为“小品文之王”,应该是受之无愧的。

  
周作人的散文写作虽多小品,却地位崇高,绝非无缘之木、无源之水。除了深受英国的Eassy和中国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性灵小品影响外,来自日本文学的独特趣味和文笔感觉也不可忽视,日本是成就周作人小品文的重要源流之一。

  
周作人在《立春之前•明治文学之追忆》中介绍户川秋骨的随笔风格时指出,“他的文章特色,我曾说是诙谐与讽刺,一部分自然无妨说是出于英国文学中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俳味,自有一种特殊的气韵,与全受西洋风的论文不同。在这幽默中间实在多是文化批评,比一般文人论客所说往往要更为公正而且深刻”。无疑,周作人的小品文写作正是寻着这样一条风格之路发展的。周氏小品文中有着广泛的“事理的评论”,在早期更为突出,但大抵以宽容的态度、和平的笔法、公正而又深刻的内容来完成的。

  
1921年,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美文》,大力提倡写作“美文”,他的小品文风格更趋闲适冲淡的方向了。他自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雨天的书•自序二》)话虽如此,周作人确实从容镇静地写出了平和冲淡的文章来,而且随着时间、境地、年龄、气质的变化,这种文字风格越发显著,与岁月俱老。对此,阿英评论道:“和平冲淡,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到高度的形式。”(《周作人论•周作人的小品文》)

  
周作人的小品文追求和平冲淡、清隽苦涩的风格,显然从他挚爱的日本文学中受益匪浅。他喜好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融入了“超俗思想”的随笔,更欣赏岛崎藤春的感想随笔。他曾说,“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是也不易多得。浅陋所见,唯有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立春之前•明治文学之追忆》)这一段追忆,说透了周作人的小品文与日本作家文人的关系。

  
周作人提到的兼好法师,是指中世南北朝时期写作《徒然草》的吉田兼好;芭蕉,则是江户前期十七世纪的俳谐大师松尾芭蕉。周作人翻译过《徒然草》,也精研元禄文学时期芭蕉那闲寂幽远的诗境。他自己的诸多小品文名篇,如《山中杂信》、《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乌篷船》、《喝茶》、《初恋》、《若子的病》、《苍蝇》等,在抒写个人性情的同时,也自然体现出日本文学的传统,融入了俳谐那种隐遁思想和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与禅境,为白话新文学树立了新风气。

  
郁达夫赞扬周作人散文具有“谦虚和真诚的二重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周作人散文拥有丰富的幽默感,广泛的知识性,质朴的诗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日本文学,浩瀚恣肆,不胜枚举。

  
五、周作人译介日本文学前无古人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学影响,并不停留在泛泛的口头评说,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日本文学,留下的物化成果历历在目,堪称前无古人。

  
周作人翻译、评介日本文学有一条基本线索:他本来是对明治时代的文学,即对日本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感兴趣。五四时期,因为同在蔷薇色的梦中,他尤其喜欢日本“白桦派”作家了。五四以后,周作人日益消沉,其艺术情趣转向了日本古代文学方面,他称道日本十七世纪的元禄文学,融醉在芭蕉的诗境中。四一二事变后,他将自己的兴趣转到了永井荷风借以消遣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江户文学上面。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他和鲁迅在1922前翻译的15位日本现代小说家的30篇作品(周作人译出19篇,鲁迅译出11篇)。他还翻译了日本的诗歌和两篇狂言。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所体现的宗旨:一是直译的文体,二是人道主义的精神(《点滴•序》)。同时期,周作人还为日本文学写了大量的评介文章,如《艺术与生活》中的《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谈龙集》中收入了《日本的讽刺诗》、《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自己的园地》中收入了《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等,为日本近代文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推波助澜。

  
五四以后,周作人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有:《陀螺》,1925年出版,收译文278篇,有关日本160篇;《两条血痕》,1927年出版,收入日本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和独幕话剧7篇;《狂言十番》,1926年出版,介绍了日本十四、十五世纪流行的一种讽刺和谐谑的喜剧狂言;此外他在1926年还译出了日本最早的史书兼文学名作之一的《古事记》,直到1963年才得以出版。

  
以上的翻译路径表明,周作人的翻译取材从现代的人生文学转向古代的趣味文学;对日本文学的介绍则从白桦派理想的人道主义文学转到了日本旧小说家马琴的《日记抄》和松尾芭蕉、小林一茶等人的小诗上去了。

  
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周作人更多以一个鉴赏家的眼光,对日本文学进行了广泛的译介,并深入比较了中日文化的异同。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的关注仍在江户前期的元禄文学,更多兴趣投注到民间文艺中,大量阅读介绍俳谐、徘文、杂俳,特别是川柳、狂歌、小呗、俗曲、洒落本、滑稽本、若语等;在美术方面,则关注浮世绘、大津绘和民艺等。对此,周作人一取其滑稽有趣,二取其市民文学的俗,在乱世中赖以遣怀。

  
解放后,周作人以65岁-81岁的高龄,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在他的晚年译作中,日本文学依然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主要成果有:《日本狂言选》(1955年4月版)、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1958年9月版)、《石川啄木诗歌集》(1962年出版)、《古事记》(1963年出版)、《草枕子》(生前未有出版)等。

  
2012年,《周作人译文全集》首次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出版,共计11大卷、7000余页、400余万言,煌煌巨编,历历在目。译文全集由学者、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先生历经十五载苦心编订而成,全面恢复知堂手稿,反映出一代翻译大师的贡献原貌。其中,1-4卷为古希腊文译作, 5-8卷为日文译作,9-10卷主要为英文及世界语译作,第11卷为用文言文翻译的作品。全集有三分之二作品都是周作人1949年以后翻译的,可谓敬业笔耕,高质高产。

  
回顾周作人的一生,同日本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从事了大量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在新文学作家中是一流的,也为新文学的发展输入了不可缺少的营养和血液。功不掩过,功不可没。

  
2019.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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