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年度回眸 >> 2019
字体∶
陈允吉回忆录之三

年度回眸 (发表日期:2019-02-28 17:42:13 阅读人次:238 回复数:0)

  

  
别开堂庑 卓然成家——论陈允吉先生的《唐音佛教辨思录》及其治学

  
文汇报

  
若论上世纪80年代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陈允吉先生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大家。其时,他每发一文,都会引出很大反响。后结集成《唐音佛教辨思录》出版,更赢得海内外学界的交口赞誉。如季羡林先生就称其体大思精,饶宗颐先生也每多肯定。

  
说到佛教对古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的濡染实现的。更深一层次,是对人思考问题的基点和言说方式的改塑。此所以,汤用彤以为自两晋佛教隆盛之后,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玄理之契合”“文字之因缘”和“死生之恐惧”三事。陈允吉先生的一系列研究,正基于唐人由对上述三事的感会,而在各体文创作中所生发出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对其人最初的冲击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但世代的悬隔,后来研究者除了像沈曾植、梁启超、陈寅恪、吕澂、季羡林、金克木、饶宗颐等有数的几家外,大多已不能明其就里。有的虽有认识,惜乎未及周至,以至像郭沫若认定杜甫是追随神会的南宗信徒那样的误判在在多有。至若虽常述及王维与禅宗僧侣时相过从的事实,但对其与别的宗派的关系全无知晓;虽好谈论李贺的独特气性与烂漫才具,但从未留心佛典如《楞伽经》在其中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凡此种种漏判,就更不一而足了。

  
治学宗趣:率性未窥统论,会心只在单篇

  
允吉先生不然,他的治学深细。拜今天高科技所赐,文史学科的基本文献大抵都可以用电子检索检得,内典的查寻因此变得非常便捷,由一些特别的用词究明其典出与原意,进而深究其隐在的意义,相对而言更是有迹可循不为难事。但上世纪8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所以,自上世纪70年代参与点校二十四史,得以有机会接触佛典,到此后十余年的长日更深,清宵寂永,他在佛经、僧传和禅宗典籍上所花的功夫,就非常让人佩畏。而遭逢世事嚣乱,接以物欲横行,能以一种旷达通透的人生态度与佛教高明清虚的教义相质证,虽欣赏而不沉迷,虽理解而仍有所质疑,进而还能对这种教义之于唐代诗人的多重影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说,既辨出实证,复思能融通,翻新前贤与转精旧说之外,甚至能孤明先发,迈越古人,就更让人仰之弥高,降心拜服了。

  
其中,他独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以及所体现出的问学与问道相统一的追求,最值得后学深思与体会。熟悉允吉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治学之宗趣,诚如此次修订本跋语所言,是“率性未窥统论”,而“会心只在单篇”。无论是《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还是这本《辨思录》,都由单篇论文构成。在结撰这些论文时,他遵循的是传统的实证路数。用他朴素的表述,是“立论要有证据”。如关于柳宗元《黔之驴》故事的渊源与由来,季羡林先生曾经有非常重要的发见。但鉴于由其所揭出的《五卷书》《益世嘉言集》及巴利文《佛本生经》等书到柳文之间,尚有多重复杂的纠葛和不少细节的差异需要说明,所以他以原说为基础,遍翻群经,作了大量具体的材料考索,最后从《大藏经》所存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佛说群牛譬经》中,找到了这个故事更直接的原型,从而大致清理出存在于诸文本之间一条逐次影响递变的线索。尤为难得的是,他的追索并未就此止步,为了证明作者确实看到过《佛说群牛譬经》,他还特从作者集子中检出《牛赋》一文以为佐证;又为了解释柳文主体部分与《佛说群牛譬经》相似,而开头部分则不尽贴合,更进一步寻得《百喻经》中《构驴乳喻》一篇以为对照,从而使《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全文的论述显得更加密匝周延,结论也更加稳实可信。其他如《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一文,推倒《长恨歌》受《目连变》影响的旧说,确立《欢喜国王缘》的原型地位也是如此。并且,同样难得的是,他还进而揭出《欢喜国王缘》的上源为《杂宝藏经·优陀羡王缘》。尽管如此,他仍认为文章仍有不足,结论仍不尽圆满。于此可见他对“立论要有证据”的坚持到了何种执着的程度。

  
研究趣尚:深思敏悟,出神入化

  
不过,若据此以为允吉先生是只知执守旧范的夫子就大错特错了。盖前引“率性未窥统论”与“会心只在单篇”两句中,重点是落在“率性”和“会心”两词上的。前者告诉人,他治学遵从的是个人所从来秉受的气性,想贯彻的是自己所一直喜欢和接受的趣味,非此则不愿为,亦不屑为;后者则告诉人,他于学问中寄托和求取的不仅是静定的知识,更是一种能漱瀹人心的高上智慧,以及可与古人结心的独到感会。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杂志的采访时他曾说,“研究新问题和探索新方法,是人类智慧和文明发展的杠杆”。古典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正在如何“扩大思维空间,摆脱因袭的重担,多搞一点横向研究和多门学科的交叉研究,多出一点深思敏悟、出神入化的学术论著”。没多少人重视这个看似卑之无甚高论的表述,但他真的就身体力行,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一种俊敏锐捷的气性和莹彻清顺的趣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你能看到,他所有的论文不仅视角非常独特,且如桂林一枝,昆山片玉,特别能以小博大,于不经意间开辟出一个宏大幽邃的世界。集中《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写得最早,其细微处透露的精光,已显示了将要到来的他鲜明的学术个性。

  
此后,如《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由《韩昌黎诗集》多写寺庙壁画,而及韩愈各体文创作对鬼神动物画、地狱变相和曼荼罗画的容受,不仅揭出韩愈这部分美感经验的特殊来源,更开显出反佛不遗余力的诗人所实际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他据此总括性地指出,“诗人对壁画的欣赏之富,从进一步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深入渗透到他诗歌创作中间的内在的联系,也是一种体现着画与诗两种不同艺术之间的相通相生的关系”,正是横向研究和多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成功范例。至于过程中既有对佛教教义大本大宗的提示,又能结合具体的物象事象,如火、莲花、颓胸的菩萨、庄严的金刚护法乃至行刑的场景,展开有关韩愈诗歌特殊的构思、意象,以及中唐后流行的尚怪诗风的分析,则不仅可以见出他对佛经文学与佛教文学的精熟,更反映了他对诗歌发展大时段的精准把握和精细化深描功力,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正是感受着上述多重的阅读快感,我们不能不说,拿“深思敏悟,出神入化”这八个字来指称他自己的研究趣尚是再也贴切不过了的。当然,从这些论文中,我们也读得出他对从丹纳、朗松、弗洛伊德到同时代李泽厚的借鉴。他从来不愿亦步亦趋地追奉流行,但也决不迷恋骸骨,抱守残缺。如此不戾于古而违于时,又无屈于旧而昧于新,多方采获,衡于一心,终于使得他的研究别开一堂庑,并自居面目,卓然成家。

  
治学境界:融通而多方面的全面观照

  
最后要说这部分论文所呈现的允吉先生的治学境界。个人看来,绝不囿于一枝一节的小考证,而更指向关乎全局的大判断。唯此,每篇文章在讨论关键问题的前后,总会前有长短不等的引论,后有要言不烦的生发。有的辞甚富丽,甚至触及中外文明与文学比较等绝大的问题。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清人金圣叹点评《西厢记》“前候”一折所揭橥的“那辗”一词。他称“凡作文必有其题……而总之题则有其前,则有其后,则有其中间。抑不宁唯是已也。且有其前之前,且有其后之后,且有其前之后,而尚非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且有其后之前,而既非中间,而已为中间之后,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又说“题固急,而吾文乃甚悠扬也。如不知题之有前有后,有诸迤逦。而一发遂取其中间,此譬之以橛击石,確然一声,则遽已耳,更不能有其余响也”。须指出,尽管允吉先生素重辞章与义理、考据并举,行文晓畅而不失温雅,但对他文章中所体现的这种前拓后展的写法,仅从辞章角度论绝对是不够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允吉先生意欲广泛收罗史实,全面罩摄论题的学术雄心。昔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提出著名的“史网说”,意在揭示并非单一意愿造成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真相。允吉先生则将此意表述为“融通而多方面的全面观照”。据此可知,从上世纪80年代方法论大讨论中走过来的他,深知微观必须与宏观相统一才更具价值、魅力甚至境界。他将此视作治学的高境,虽无意建起大纛,也从不生硬地拉扯西方的理论以裁量中国的文学,对不带水土地移中就西更抱有深刻的警惕,但还是能审微见远,并由此收以一总万之功,原是植基与个人更广远的追求,属意在看得到风景的更广阔的通径。

  
也因此,他的这些论文写得特别通达有“景深”,特别能提供人进一步思考与生发的空间。他的《佛像之踪迹与审美》一文不常为人谈到,但个人三读之后仍不能自已,看到的似高士轻衣陵冈,当风指点,视野之开阔与持论之精切,已然达到非常醇熟的境界。而志意蹈举,情味婉扬,尤其让人拜服。更让人拜服的当然是在答记者问时,他对佛教影响中国文学的途径,从时空观念到行文结构等八个方面所作的精辟提示。这八个方向,在他后来的研究中,有的假新材料的发现和新的问题意识,有了更精彩的呈现。如收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中的《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一文之由东汉支娄迦谶一直到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经本,论证早期汉译佛典中数量众多的七言偈在中土流布过程中,对七言诗形式结构有旁助之功;再如《王维〈鹿柴〉诗与大乘中道观》一文之由《鹿柴》诗偏从有声色处写空山的思辨诠表和图像象征手法,结合其《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所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幻也,离亦幻也”,论证大乘中道观对诗人的辋川诗创作有深刻影响,等等,都可谓慧眼独照,言前人所未及言。而衡之以学界不断刊布的新成果,有从主体、题材和想象(此亦可易以母题或类型等西方名词)入手的;也有从佛经翻译对语言、体裁乃或创作方法的影响展开讨论,它们在大方向上,很少有超乎上述八个方向之外的。这又不能不让人钦佩他识量的高卓。

  
如今,允吉先生已过杖朝之年,但精神依然矍铄,思维言谈还是像过去一样敏捷,此诚道能济寿,学能养人。当然,毕竟高龄的关系,现在他已很少作研究了。他说老年人应该过一种简单而重复的生活,这样的见道之言是奔竞中人所无法感会的,也是先生高过许多人的地方。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遇到许多人,并承担一些事情,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将少时的善辩无畏与盛年的善思无疆,俱化为晚年的安熙无求。而这些,允吉先生都做到了。故值此《唐音佛教辩思录》修订本新出之际,谨作小文为贺,是要发扬先生的精神,进而广大吾复旦中文系历久不衰的传统。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作者:汪涌豪

  


  


  


  
随陈允吉老师读书

  
作者:高克勤

  
在大学本科教过我的老师中,章培恒和陈允吉两位老师是与我在校时来往最多且在我工作后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他俩任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课代表,而且也是因为我毕业后从事的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与他俩的研究著述有关。关于章培恒老师,我曾经撰文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允吉老师的大著,我也曾经写过书评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值此允吉老师八秩大庆之际,回忆当年随允吉老师读书的情景,虽已有30多年,仍记忆犹新,因为允吉老师上的课给我们留下了生动难忘的印象。

  
我是1979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1981年上半年大学二年级下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为期三个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学习,这是整个大学时期课时最多的一门必修课,分别由章培恒、陈允吉和李平三位老师讲授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班主任让我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这样我就有了与三位老师联系的机会。第一学期的课由章培恒老师上,章老师的课以条理清晰、富于思辨性和启发性为特色。章老师是给我们上必修课的第一位教授,那时他刚从日本讲学载誉归来,还很注意仪表,西装笔挺,头发也梳得很整齐,上课时不苟言笑,确实有一副名教授的派头,很快赢得同学们的崇敬。第二学期的课由陈允吉老师上。陈老师虽比章老师小五岁,当时也就四十又二,职称还是讲师,但他瘦削的脸,干瘦的身材,衣着随意,乍见之下显得比实际年龄大。陈老师上课生动,讲话风趣。他是无锡人,可能是喜欢听评弹的缘故,上课时讲到得意处,嘴角一扬,有时还击桌感叹,声情并茂,像说书一样,很快赢得同学们的好评。

  
我们当时用的教科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著的《中国文学史》三册本。与章培恒老师一样,陈允吉老师上课也不按照教材讲,而是按照自己的教学大纲讲,有心得的地方讲得滔滔不绝,兴趣不大的就带过,让同学们自己看书自学。章老师讲课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陈老师讲课多补充材料让大家增加见识。记得陈老师讲唐诗时就给我们介绍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的观点,在讲李贺诗时又多次引述钱先生《谈艺录》“长吉诗屡悲光阴之速与年命短促”的观点。当时,钱先生《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于是我就到学校文科阅览室借阅了这本30多年前出版的老版书,开始了读钱著的历程。

  
当时,许多必修课都有老师辅导学生的安排。陈老师基本上是每周有一个晚上到我寝室,给同学解疑答难。同学们不仅会问学业上的问题,还会问老师人生、时事等各方面的问题。陈老师谈笑风生,不仅谈学问,还会谈大家感兴趣的球赛影视。当然,也有一本正经的时候。记得当时复旦大学分校戴厚英老师写的小说《人啊,人!》引起争议,同学们问他的看法,他说没看过。同学说借给他看,他说不必,因为万一看了,别人问你对此书的看法,你不说是欺人;说了,有可能会惹是生非。

  
那时一吃过晚饭,同学们多抢着去阅览室或自修教室去看书了,除了复习迎考阶段,平时来问学的同学不多。于是,陈老师坐一会,见没有同学来,便拉着我围着学校正门对面的大操场(现为文科大楼)散步。他当时有胃病,所以有散步消食的习惯。我常常陪他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允吉老师记忆力超群,一路上,他会讲复旦老师特别是中文系前辈的轶事,他自己的治学经历,还有我也感兴趣的解放军军史。陈老师告诉我,他毕业留校后,曾与潘旭澜老师住一个宿舍,潘老师研究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对解放军军史很熟悉,经常与陈老师聊,于是陈老师也熟谙军史了。潘老师后来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学界,其实他的研究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陈老师那时已经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发表了多篇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的论文,新意迭出,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他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留系任教,随陈子展先生研读《诗经》,撰有《〈诗序〉作者考辨》。后来,兴趣转移到唐代文学研究,写了多篇研究唐代文学的论文,前辈鲍正鹄先生开玩笑说,允吉,你现在是“降格以求”啊!陈老师后来又探究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缘起,写了《东晋玄言诗与佛偈》《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等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论文,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要“逆流而上”了。

  
▲陈允吉教授部分著作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陈老师因得肺结核回无锡老家休养,开始读佛经,积年而有心得,发现佛教与文学的因缘,并以此展开研究,不仅开拓了自己治学的新领域,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他上课时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同学。见同学们有兴趣,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陈老师又给我班开了一门“佛学概要”的选修课,指定我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

  
毕业那年,受陈老师的影响,我以《李贺诗风形成之原因初探》作为毕业论文,陈老师担任了我的指导老师。陈老师要求我不要罗列前人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分析。拙文反复修改,写了几稿,最后得到了陈老师的认可,成绩等第给了优。陈老师还写了评语:“本文探溯李长吉歌诗风格形成之原因,分析深中理实,兼能融会贯通,见解不乏精当之处,文字表达亦很清楚。这对评述李贺这位颇有争议作家的创作精神及其诗歌特色,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这是陈老师给我的鼓励之词,但坚定了我的向学之心。毕业之际,陈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赠言:“博观约取,温故出新。”

  
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本系王水照先生的研究生,随王先生研读北宋文学。三年研究生期间,偶与陈老师在校园相见,晤谈片刻;岁末去陈老师家中拜年,重温耳提面命的教诲。记得陈老师说过怎样写论文。陈老师说,论文一定要有发现发明才写;论文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论文写完了不要急于发表,要放一段时间,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文字要打磨,不仅要准确,还要尽可能有文采。他基本上保持一年发表一篇论文的节奏,年年有新的成果。每次去拜年,陈老师都会将其大作的抽印本送我阅读。由此,我几乎读过陈老师发表的所有论文。

  
研究生毕业后,1986年7月,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后,我就接手陈老师《唐音佛教辨思录》一稿的编辑任务。这部书稿是陈老师的第一部论文集,收入论文十余篇。虽然这些文章我都看过,但我还是本着体例认真审读,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得到了陈老师的首肯。这本书篇幅不大,20余万字,发稿后一年就出版了,在当时铅字排印的年代算是出得快的,也成了我编辑生涯中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荣获第二届(1988-1991)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此后20来年,我与陈老师不时在复旦大学开会的场合见面,陈老师还应邀参加了我班同学入校20年的聚会,同学们看到陈老师都倍感亲切。陈老师又陆续在我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佛经文学粹编》、他与学生合作撰写的《李贺诗选评》和他的又一部论文集《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等,这些书都是由我负责编辑出版的。在读这些书稿的过程中,似乎又回到了随陈允吉老师读书的年代。

  
允吉老师退休以后,以吟咏词章为乐,写了一组追怀复旦中文系前辈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陈子展、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刘季高、王运熙等先生的旧体诗,充分展现出允吉老师对前辈的尊重和他惊人的记忆力。每一诗出,允吉老师就寄我阅读,我也仿佛又回到陪他散步听他聊天的学生时代。30多年过去了,允吉老师初心不变,生活习惯也没变多少,还坚持散步,脚力仍健。2016年夏,上海古籍出版社假座淮海路社会科学院会场,举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发布座谈会,允吉老师应邀赴会,他从复旦住处步行来到会场,即席回忆他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代编辑的来往和他与这套丛书的关系,依然是那样精神矍铄,依然是那样思路清晰和健谈。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出生在太湖畔的允吉老师无疑是一位智者,正因为葆有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他不但快乐,而且长寿。值此允吉老师欣开九秩之际,我就以此小文为老师寿。

  

 敬请留言(尚未注册的用户请先回首页注册)
用户名(必须)
密 码(必须)
标 题(任意)
内 容(1000字以内,图片引用格式:[img]图片连接地址[/img])

    

       2019
    日本简报(2021年1月1日-15日) 
    日本政府支援读博千人计划 
    日本简报(12月4日-12月14日) 
    白玉兰视点——海外侨情在线研讨会发言 
    日本最新疫情简报 
    日本疫情简报 
    全球化时代的疫情 
    有关海外华媒发展的问答 
    打造矩阵式融媒体平台 实现传统媒体转型  
    《中文导报》致读者一封信 
    《中文导报》愿景:绽放出世上“唯一”的花 
    齐心协力 日华月华 
    名满天下 谤随终身——在历史语境中试论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 
    陈允吉回忆录之三 
    陈允吉回忆录之二 
    陈允吉回忆录之一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爱上京都的理由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东京湾互相借鉴的建议 
 
Copyright ◎ 2008 东洋镜工作室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