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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回忆录之二

年度回眸 (发表日期:2019-02-28 17:41:29 阅读人次:218 回复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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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教授漫谈复旦中文系学术传统

  
来源:复旦中文 | 2017年10月09日20:03

  


  
一、复旦中文系的历史应从何时开始

  
关于复旦中文系的历史,从前传下来一个说法,为大家一致肯定:我们这个学校是1905年创办的,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这个还算比较早的,当然比起北大、南大要迟一些。复旦大学的历史从1905年算起。那么谈到中文系的历史呢,有两个事情必须讲的,一个就是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复旦设国文科,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当时不叫中文,还叫国文,也没有讲“系”,而是讲“科”,设国文科。到校园里八号楼前,就可以看到一个邵力子的塑像,国文科的建立和邵力子有关。这个就在1917年,跟“十月革命”同一年份。到1925年,即8年以后,是民国14年了,设中文系。这两个记载从过去传下来,一直在同时并传:到1917年有了国文科;到1925年有了中文系。其实这两个年份,讲的是一个机构的事情。(复旦)中文系什么时候开设的呢?应该是1917年成立国文科的时候。但是在认识上有些分歧,有另一个说法:就是1925年设中文系。我们曾经采取过后面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些根据,中文系嘛,1917年时还不叫中文系,还叫国文科嘛,那么应该1925年算起。但是这个说法也有点问题,你从1925年设中文系算起,那前面8年国文科算不算中文系?你不能讲这个不是中文系。叫法有不同,那它还是中文系啊。就像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经历过早期的红军,后来抗战时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南昌起义时,红军的名字都没有呢,叫国民革命军呢。不能因为名字的不一样,我们解放军的历史就只能从叫“解放军”开始,那个历史就很短啦。国文科与中文系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不同阶段的称呼,所以(复旦)中文系的起源,应该从1917年算起。

  
除了它本身应该这样看以外,我们看看别的学校,比如南京大学,南大成立要比复旦要早一点,南大中文系也是从国文科算起的,从创设国文科开始,南京大学有了中文系。如果我们把国文科这段历史去掉,从1925年开始算,明明把自己的历史向后推迟了八年,这样显然不合适。所以我今天谈系史呢,就先把这个强调一下,我们的系史应该从复旦设国文科,即1917年算起,不能因为“中文系”的名称,就把它向后推迟八年,这个不正确。我们有一段时期用了这个说法,应该把它改过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二、复旦大学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

  
第二个问题,谈谈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和南京大学比较一下会好谈一点。因为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是邻居,而且两个学校都是名校,但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南大有些老师很爱南大,说我们南大生不逢时,解放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是中央大学,解放后要把中央大学的老师分散,分散到东南大学(按,今东南大学,原来叫南京工学院)等许多高校,很多老师就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解放以后,复旦大学是重点加强的,它是作为华东地区最重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来加以扩大和建设的。有些南大的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时,讲话有点不无遗憾的味道。

  
南大确实出了很多名师,譬如王伯沆,还有柳诒徵、胡小石、陈中凡、吴梅、汪辟疆、汪东等等。这些人很多都是晚清的世家子弟,有的是在晚清的一些官僚家里当老师,所以他们的国学基础都相当深厚。譬如说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很好的,当时在国民党时代的部聘教授里,国学就评了胡小石先生一个。复旦中文系里很有名的老师当中,至少有三位是胡小石先生的学生。一个是刘大杰先生,1922年刘大杰在武昌高师,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胡小石到武昌,到那里短期任教,刘大杰听过他的课,而且对胡先生的印象很深。另外就是张世禄先生,张世禄应该算是胡小石的嫡传弟子了,他在中央大学读了好几年书,胡先生对他有很多教导、启示。后来1943年,张世禄又到中央大学当教授,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左臂右膀。还有一位濮之珍先生。我们一进校,濮之珍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学引论”。当时濮之珍的丈夫蒋孔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朱东润先生就说,你们家里应该取个名,叫“双引楼”。胡小石先生就是濮之珍先生的研究生导师,但濮先生的论文不是胡小石指导的,而是魏建功先生指导的。

  
中央大学的老师旧体诗词写得非常好,并且肯为吟诗词填花费时间。譬如说南京城里有许多古迹,中文系的老师春天到鸡鸣寺的豁蒙楼,一边饮酒,一边来联句作诗;夏天就到玄武湖;秋天到清凉山的扫叶楼;冬天到牛首山的南唐二主墓,去衔杯题诗。真是赏心乐事啊!这种事情,复旦老师恐怕不大会做。比如赵景深先生,一边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要来上课,同时他还是北新书店的总编辑,上完课就得回去看稿子了,没有这么多的雅兴逸致。

  
另外,他们写文章大多是用文言,他们的文言写得非常好。你比如说上海古籍出的《汪辟疆文集》,全部都是用文言写的,恐怕现在的人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写诗也好,写文言也好,都是跟某种怀古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喜欢古代的东西。

  
有些老师对新文化有点隔膜。比如汪东先生解放前后曾经到复旦大学来任教,曾说:“酒越陈越香,文学越古越好。”他开了国学课,同学们还不大选他的课。这样吃饭就有问题啦,当时上海市政府就把他安排到上海文化保护委员会。汪东的诗写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现代一位旧体诗词写得绝好的女诗人,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女士,就是汪东的学生。这些老先生绝大部分向往的不是“五四”以后的中国,他们向往的是清代的“同光盛世”。那时,清代统治者把太平天国扑灭了,吹嘘清室中兴,出来两个人,一个曾国藩,一个张之洞,叫“湘乡南皮之间”。所以他们总免不了有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周勋初先生就说:“我们南大的那些老先生,大部分是名士”。名士一般都不大关心现实的,跟时代有比较大的距离。

  
(一)

  
复旦中文系的前辈名师大多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斗士

  
我讲了这些,回过头来讲,复旦刚好相反。复旦当时的老师,中文系的老一辈人,大多不是名士,而是斗士。这个“斗士”的说法,最早是郭绍虞先生——我们系的一级教授——提出来的。郭先生了不起啊,他在五四运动刚刚发生后,从上海来到北京,当然他五四运动没有亲身参与过。过了一两年,他就发表了文章《马克思年表》,当时研究马克思是很不容易的。

  
他同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很早就是朋友了。当时瞿秋白去苏联担任《晨报》驻莫斯科记者,郭先生、郑振铎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就在临别的时候,郭先生写了一首新诗《流星》,赠送给瞿秋白。到了解放前夕,郭先生是同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是当时著名的民主教授。1947年的同济大学,当时还有其他大学,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当局就把一批人抓去。学生当中情绪非常激愤,当时同学中间传说:郭先生要来演讲,同济大学的礼堂里人满满的。郭先生跑上去,高声朗诵了两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礼堂里一片沸腾,大家斗志倍增。

  
他解放前就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等进步刊物上连续写了好多文章。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发扬狂狷精神,像闻一多、朱自清一样,做一个敢于斗争的斗士。这个是郭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看看中文系里的老先生,包括望老在内(望老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都是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

  
比如说朱东润先生,他入党是比较晚的,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入党。他少年时代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听说袁世凯居然要称皇帝了,那帮留学生书不读了,要回去斗争,所以打好行李,乘轮船回来参加“反袁”斗争。当时不像现在有手机,通讯那么方便,船也走得很慢,一到新加坡,才听说袁世凯已经死了,那么不管,还是回国继续斗争。

  
陈子展先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在湖南时,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呢?是谢觉哉。当时他和谢觉哉、夏明翰都是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马日事变”后,他和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等一起被通缉,所以跑到上海来。到了上海后,就到南国艺术学院找田汉,田汉是他的同班同学。

  
吴文祺先生入党特别早,在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党中央交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的直接联系人是恽代英,恽代英牺牲,他的党籍就没法接上去了。但是他一生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那么除了这些,解放前就在我们这里教书的,还有如章靳以、方令孺。方令孺是诗人,也是搞现代文学的,直到1958年,才把他调到浙江省当作家协会主席。

  
所以,这些人都称得上是“斗士”。

  
我们看一下,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是名士,而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大部分老师都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

  
郭绍虞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文学研究会”开始筹办的时候,主要是郑振铎和郭先生两个人。当时郑振铎先生每天晚上都要来找他,两个人到北京街上,一边散步,一边商量“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原来郑振铎和沈雁冰、叶圣陶都不认识的,而郭先生和叶圣陶都是苏州人,在小学里读书时就认识了。郭先生与沈雁冰,两个人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郑振铎是经过郭绍虞的介绍之后,才认识了沈雁冰和叶圣陶。所以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上,郭先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就体现得很清楚。

  
除了郭先生以外,比如吴文祺、赵景深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还有刘大杰先生,他是加入创造社的。我们这些老师,不管是谁,都和“新文化运动”有关,有些介入得深一点,有些介入得浅一点。总而言之,他们都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这是第一点。

  
(二)

  
好多人写出过体现一代学术顶尖水平的论著

  
第二点呢,当时中央大学那些被称为“名士”的老师,他们的学问好不好?绝对好。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堪称名著,陈中凡、罗根泽的著作也比较多,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写作的积极性不高,述而不作。比如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绝对的好,他的著作有,但人家知道的不多。他们的著作,也不像复旦的老师那样,一出来就自己建构一个系统。比如胡小石先生,也用白话文写过论文,当然很有见解,但社会影响不大。用文言写的,看得人就更少了。

  
我们系的前辈名师,都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写出了代表当时学术界最好成绩的著作。像望老,直到现在,修辞学领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修辞学发凡》的。这是开山之作,现在研究修辞学的那么多,出来那么多东西,都没法和《修辞学发凡》相比。关于批评史,我们一般说,比较重要的批评史有三部:一部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一部是南大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在燕京大学时是郭先生的学生),还有就是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三部各有优点,但作为奠基性的著作来看,当然郭绍虞先生这本更有地位一些。这个批评史的三大部,复旦中文系的郭、朱两位就占了两本,而罗根泽的就写到唐代,后面就没有写下去了。朱东润先生除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外,还开创了一门“传记文学”,他平生写了好多传记,如《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王守仁大传》这本书现在佚失掉了。还有他的夫人的传记,没有用真名,而是用一个虚拟的名字,叫《李方舟传》,还有先生的自传。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写传记这个习惯还没有形成,因为朱先生去英国留学,而英国的传记文学发展得比较早,比如《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都是名作。他回到中国后,有志把这个“传记文学”推扬开来,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张居正大传》,这也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开山著作。中国现在传记这么多,没有一部能超过《张居正大传》。

  
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影响之大令人惊叹!“文革”期间,大陆的高校停课搞运动,连“中国文学史”都不上了,当时韩国、台湾有百分之七十的学校,教中国文学史所用的教材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1957年到复旦,一年后,这部著作经修改的三卷本出来了,我们当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听说刘先生的书出了,都赶紧去买,出一本买一本,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阅读,感到它的文字真美啊!就把你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刘先生研究古典文学,不像其他人使用那么多文献学、小学的研究成果,他开始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依靠研究外国文学的经验,借着外国文学的理论,特别是朗松的《法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史贯穿起来,通过他的精心撰作而成为一代名著。尽管也有批评他的,但大家还是欣赏他,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评价也是很高的。

  
讲讲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进入现代以后,《诗经》的研究者比较少,陈先生研究《诗经》积五十余年。台湾“中研院”的一位学者就讲:民国以来,要找一位研究《诗经》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谁呢?陈子展。另外,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也是中国音韵学的开山之作。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老师这种著作就比较少。他们的长处在其他地方,你比如说讲音韵学、训诂学,胡小石好得不得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能与之相称的书。当然,比学问也不能完全靠写书。各有传世之作,就是复旦老师的特点,我觉得这个传统很好。

  
(三)

  
治学方法多元,发扬学术民主

  
第三个是我们的老一代治学方法多元,发扬学术民主。这是个好传统。有的学科带头人霸气十足,下面的研究生是很苦的。复旦有名的学者不是一个两个,一个系嘛总归有十来个,甚至更多一点。这样就容易推进学术民主。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是不行的。

  
我们的老师之间呢,当然也是有矛盾,老师跟老师之间,互不相能,互相讽刺一下,这种事情都是有的。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优点:对年轻人特别好。尽管老先生之间不能相差一点点,但对年轻人都十分宽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当时集中了很多老先生,我们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张世禄先生、吴文祺先生、刘季高先生,还有王运熙先生、胡裕树先生、顾易生先生都参加的。那时陈守实先生也来了,开始点校的时候,我点校三卷,你点校三卷,点校完之后交换看,相互提意见。陈守实老先生和许宝华放在一起,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许宝华是他的后辈,不管你提多少意见,他总是说很好很好。但是提完以后,他也不改的。后来有一次,朱东润先生和陈守实先生放在一起,朱先生蛮认真,就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他就说你不对,是应该像我这样的。第二条又是如此,弄到后来就讨论不下去了。但是他对年轻人说话就很客气,同辈人中间则寸步不让,我们的老先生都是这样的。

  
1958年,我那个时候还是一年级,大家要定跃进规划。跃进规划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规划十五年以后要超过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说十五年以后要超过英国嘛,所以每个人都要订一个赶超目标。当时我们这个年级里,专门化划分得比较早,我们都属于研究古代文学的。古代文学超过谁呢?其他老师都不认识,只认识一个正在给我们上课的蒋天枢先生,我们十几个人啊,赶超的目标都是蒋天枢先生——十五年以后,一定要超过他。蒋先生呢,当然也是不生气的,觉得这就是领导让你们弄啊,你们都是小孩子,不懂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系有好几个人同时在研究《诗经》、《楚辞》。关于《诗经》的研究,蒋天枢先生是专主《毛传》的,就是要按照“毛诗”来研究。你过去问他:“要了解《诗经》,该读些什么书啊?”他就告诉你:“别的都不要读,只要读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这一本就分量够大的了。”朱东润先生和陈子展先生呢,相对的不是很喜欢“毛诗”,而是喜欢齐、鲁、韩三家,都是倾向于“三家诗”的。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讲,有一年,有个学生写关于《诗经》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蒋天枢先生,而蒋天枢先生对这个学生的论文颇有意见,因为他没有按《毛诗》的说法来阐释相关的论题,准备不给他通过。怎么办呢?朱先生和陈子展先生都是研究《诗经》的,就跟蒋先生一起讨论讨论吧。他们看了觉得,虽然不采用《毛诗》的说法,但也有点道理,是不是通过算了。蒋先生是不同意的,最后弄到表决。朱先生讲,显然我们“三家诗”的有两个人,对蒋先生这个“毛诗”的一个人,两个“三家”两票,他(蒋先生)只有一票,就通过了。所以这个学生总算可以毕业了。

  
《楚辞》研究也是这样。朱先生、陈先生都研究《楚辞》,但从方法和观点上看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位导师带学生,对年青人总是比较宽容的。我记得大概是点校《二十四史》的那段时间,我在看《五灯会元》,这跟中国的禅宗有关。朱先生呢,他称自己是积极的“儒家思想”,什么禅宗,什么庄子,都是要不得的。他一见我在看《五灯会元》就付以哂笑,表示不屑。后来,他觉得自己该讲点其他的,就说这个《五灯会元》也有它好的地方,比如有一处,有个老师对学生说:“你现在要往前面走,我在路上把你拦住,你怎么办?”学生说:“那我就把你推开去,一直往下走。”朱先生说:“这个老师好啊!你看,他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行走的能力,你去挡学生的路,学生把你推开了,说到底还是你不对,你不能挡学生的路。”朱先生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后来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中。我觉得这样有好处,就是老师不强求学生要像自己,务必保持各人的个性,这样培养的学生就比较多样,能够往不同的方面发展。所以朱东润先生做学问很通达,他指导的学生不一定像他,你看现在陈尚君老师,他就和朱先生很不一样。

  
我毕业以后,隔了大概两三个月,系里就叫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解放以后,陈先生经常碰到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联络员(现在还在,九十几岁了),因听到陈先生讲:“我最近备课比较忙。”那个联络员就说:“陈子展啊,你教了几十年书,现在上课还要备课啊?”他这样说完全是外行,照他这个意思,老教师就用不到备课了。陈先生一听非常气愤,这简直就是侮辱啊,从此把备课笔记全部烧掉,不上课了。后来呢,你不上课,只能算病假,工资要打折扣的。到1957年的时候,又弄上个“右派”,弄上“右派”后不久,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知道了,李维汉和他原来是战友啊,就说:“你们居然把这样一个人打成右派,又不和统战部打声招呼,那不行的,他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上海市和复旦的领导马上就给陈先生摘帽,并说:陈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不错。随即把他帽子摘掉。但是教授从二级降到四级,就无法恢复到原来样子了,加上只发病假工资,工资就很少啦。当时系行政领导决定让我去跟陈先生学,主要是落实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另一方面,亦是借此表示陈先生已在正常工作,可以让他拿全额工资了。

  
我跟陈先生学《诗经》,可算是他的弟子。但我后来搞的就和陈先生不一样了,先生也觉得蛮好,不要求你像他。最怕老师要求学生全像他,这个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比如一个学校里,一个老师指导十个学生,十个学生都和他一样,这样的培养不好。我觉得复旦不止中文系,所有的系的老师都是很民主的。当然也有些问题,我还在系里工作的时候,学校里开会,说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考上了我们经济系的研究生,他给南大的同学写信说复旦好,好在什么地方?我都到学校半年了,和导师都没见过一面,为此学校就很恼火。当然这样也是不好的。

  
我在中文系,有机会向很多老教师请教。一开始,蒋天枢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课。后来王运熙先生上“唐宋文学史”,我做他的课代表。我在班级里面,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职务,就做过三次课代表:一次王运熙先生的“唐宋文学史”,一次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研究”,还有一次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史”。就做过这三次课代表。做课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向这个老师问学请教的机会比较多。到后来嘛,又跟陈子展先生。

  
“文革”期间,刘大杰先生刚开始时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后来毛主席提到他了,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四个人,毛主席点了名要落实政策的。当时中文系在编毛主席诗词的教材,我也在里面,工宣队就让他来做些指导,就算落实政策了。刘先生很喜欢侃侃而谈,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说到一些文坛的掌故,本来他不在里边的,说得高兴时便口无遮拦,好像他自己也在里面,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参加了《二十四史》点校的老先生很多。我和朱东润先生、吴文祺先生、张世禄先生、胡裕树先生、王运熙先生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长达数年,耳濡目染,辄受启迪,日积月累,得益越多。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难得的机缘啊!这个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幸事。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2014年01月26日10:55 东方早报 我有话说 新生进复旦中文系,去资料室就会看到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等老先生的照片。

  
新生进复旦中文系,去资料室就会看到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等老先生的照片。他们都在复旦中文系任教达几十年之久,是中文系发展历史和学术传统的象征。但学生尽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陈允吉教授跟我们谈了他记忆中的前辈学人,中文系诸老的形象跃然纸上。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前辈的文化艺术素养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6-11-02

  
照片拍摄于1959年8月,背景是黄山宾馆,据"北宏聚墨楼"的《一张难得的复旦人合影》介绍,第一排右起是:(不详)、谈家桢、郭绍虞、(不详)、全增嘏、曹亨闻;第二排右起是:(张熏华?)、朱东润、陈望道、卢于道、卢鹤绂、胡文淑、蔡葵、蔡淑莲;第三排右起是:杨师曾、朱伯康、徐常太、吴文祺、王鸣歧;第四排右起是:江泽宏、谭其骧、黄有恒、李铁民、戚叔含、周同庆、陈传璋、李振麟、徐積功、鲍正鹄、(数学系,名不详)。另外,崔明奇、方令儒、殷玉芬等亦前往,但不在照片中。照片指认胡庆沈多有帮助,李南田、朱见亦有贡献。

  
上世纪下半叶,复旦大学中文系集结了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张世禄等一大批名师,星斗璀璨,蔚为壮观。陈允吉老师1957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既曾师从这些老先生,也曾与他们一起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这些老先生除了足以名世的学术成就之外,在传统文化和艺术修养上也是各有所擅,留下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

  
复旦中文系过去那些著名的前辈学者,包括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等老先生,在自己的学术专业之外,好像在个人爱好方面也是各有所好,各有所成,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陈允吉:的确是这样。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普遍在传统文化和艺术上有很好的修养,他们的爱好包括旧体诗词、新诗、书法、绘画、戏曲、医道等,因为中文系本身的专业性质,与这些传统艺术文化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在高校里,也不一定每个学校的老师在传统艺术文化方面达到的成就都很高,比如旧体诗词,如果跟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中文系比较,复旦中文系的创作成果就不很突出。这是因为双方的创作主体不一样,东南大学主要都是一些名士,传统文学修养很好,对社会现实不太关心;上个世纪复旦的老师则以斗士居多。要做斗士这个说法是郭绍虞先生第一个提出来的,他在解放前夕写了很多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向闻一多、朱自清学习,要做与时代脉搏保持互动的斗士。不管自觉不自觉,复旦陈望道、郭绍虞、吴文祺、陈子展、朱东润等老师,无疑都可以归入斗士的行列。因为这些前辈名师大部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有好几位老师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比如,郭绍虞先生,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吴文祺、赵景深先生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刘大杰先生是创造社的成员。陈子展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了上海以后,跟田汉、欧阳予倩都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戏曲运动。他追随鲁迅,写杂文。鲁迅当然杂文写得很好,但是鲁迅下来如果要说杂文写得好,一个是曹聚仁,一个就是陈子展。另外,就是跟陈望道一起推动“大众语”运动,所以后来一直到他把《诗经》《楚辞》译成现代汉语,也是译得非常通俗的,都是从“大众语”这个要求去译的。朱东润先生,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他们都很热爱白话文,在白话文的发展过程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他们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爱好,主要体现为一种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不是怀古恋旧的产物,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酒越陈越香,文学越古越好。”其立足点还是在今天。

  
所以这些爱好与他们的学术研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是吗?

  
陈允吉:这些前辈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自己从事的教育研究上面,吟诗作画只是业余爱好,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扬才露己的资本,这个与那些唯以吟诗作画为能事者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系里的这些老师都是有在自己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质的论著的,比如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这些都足以代表一个领域在当时集大成的成就。其实中文系的老师创作旧体诗词的水准,即使在复旦也不能算是最好的。在上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里,复旦校内老一辈人吟诗作词,要说才力之充沛与诗情之浓郁,当推苏步青先生为第一。苏老是著名的数学大家,和复旦其他老师一样,他只是把写作诗词看成一种业余爱好,所以他的诗词集就叫《苏步青业余诗词集》。

  
那先来说说郭绍虞先生吧,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是大家极其推重的,旧体诗词的创作数量也很可观。

  
陈允吉:其实郭绍虞先生在诗歌方面的主要贡献在新诗,1920年10月,当时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离京赴苏,当时他的一些朋友,郑振铎、郭绍虞、许地山等为他饯行,郭先生当场写了一首《流星》赠别。1921年8月,郭先生南下福州,任协和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在此期间写过《江边》《雨后》两首新诗,成为我国新诗创作的早期实践者之一。很有意思,两位著名的书法家,一个沈尹默,一个郭绍虞,都写新诗的。而且沈尹默写的新诗,数量很多,时间更早,当然郭先生在新诗方面也有地位。

  
郭先生写的旧体诗词在数量上确实比新诗多得多,解放后所写的作品,碰到节日,常常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散见各处,可惜没有加以结集。但是从创作成就上来说,新诗似更有开拓性。

  
郭先生书法上的成就诚然是很高的,是一位大家,中文系的老师在传统艺术的各个领域中,成就最高的应该是书法,因为有郭绍虞、朱东润两位大家。郭先生的书法字形秀朗,笔力遒劲,融晋、唐诸家的精髓而自成一体。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题写书名,先生手书郑振铎的序文。解放后,他历任上海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和名誉主席,1981年又为朵云轩复制的《萝轩变古笺谱》作序并手书。在“文革”中,因为每个老先生都要到同学中去学习,那时工宣队已经进校,知道郭先生字好,工宣队、同学、老师都请他写,郭先生有求必应。所以那段时间保存有郭先生墨迹的人很多,现今有些作品已经流传到社会上。郭先生晚年手抖了,他在天花板上穿一根绳子垂下来,系在笔上写。他是际的墨迹,益发体现出“苍劲”和“迥秀”的统一,挥洒自如又尽在法度之中,在海内外流传甚广。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刊印了《郭绍虞手书毛泽东诗词》一册。

  
我看一些回忆录里提到郭先生家里挂有一幅徐悲鸿给他画的画像,这幅画像您有见过吗?

  
陈允吉:郭先生去世以后,有很多他的学生写的回忆录,包括杨明照、王元化、吴中杰、蒋凡、楼鉴明等都写过,有些回忆录里是有提到这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先生从同济大学调到复旦,住在庐山村,就是现在的第一宿舍,他的客堂间里曾挂过一幅他画像的轴子,个别回忆录里说这是出于徐悲鸿之手。2011年春天,我同蒋凡一起去南京西路先生故宅拜访他的长子郭泽宏,主要是问他一些郭先生生前的事。渐次谈及这幅画,郭泽宏先生当即出示该画,其中所画的先生的像高约二尺,身穿长衫,脚着布鞋,举头轩昂,腹微隆起,右手执卷,目视前方,神情专注作吟咏状。人像通体用线条勾勒而成,笔意简净,与徐悲鸿吸纳了西洋画法讲求明暗之风不类。图像正上方有陈乃乾先生所题的篆体“苍茫咏诗图”五字,是套用了杜甫“独立苍茫自咏诗”一句诗的意思。其左上方则有叶圣陶、顾廷龙两位先生的题款。但这幅画到底是何人所绘,连郭泽宏先生也不知道。因先生和师母谢世多时,实在难以考求了。

  
刚刚已经说到,系里另一位书法大家就是朱东润先生了,据说朱先生练字极勤,诸体皆擅。

  
陈允吉:郭绍虞、朱东润,再加上哲学系的王蘧常先生,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复旦的三大书法家。朱先生的书法兼娴篆、隶、楷、行、草诸体,骨气端遒,笔意骏爽,植根深厚,卓然名世。他评论书道,注重笔力,不喜欢姿媚徇俗之体,认为写字切忌黑大方圆的“状元体”,那样的字美则美矣,但根柢浅薄,极易入俗。他在篆书中推崇李斯、李阳冰及清代钱玷、杨沂孙诸家,尤其推崇秦碑《琅玡石刻》。先生断定秦代所立碑刻中,仅《琅玡石刻》一件为李斯真迹,其他都是伪作。所以他本人练习篆书,也是从《琅琊石刻》入手。他把自己居住的宿舍称作“师友琅玡行馆”,或即源出于此。

  
他练书法,最初篆书练了十年,再隶书十年,然后是楷书十年,再行书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标点“二十四史”时,他进入了第五阶段,练习草书,临习孙过庭的《书谱》。朱先生的墨迹,同郭先生的墨迹一样获得了极广的流传。其中的代表作是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无锡写成的篆书《木芙蓉屏》,个中写的是抗战时期他在内地撰作的七言长诗《木芙蓉歌》,这一作品体现了朱先生书法艺术上的极高成就。先生去世以后,上海书画出版社曾经出过《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一册。

  
这首《木芙蓉歌》在复旦中文系的刊物《诗铎》上刊载过,当时《诗铎》上刊登了朱先生的旧体诗词大概有一百多首。

  
陈允吉:是登在复旦中文系编辑的《诗铎》创刊号上的。朱先生的旧体诗词创作,数量比较丰富,而且出手很快。《诗铎》上这一百多首,是根据他晚年自己抄录的一卷旧体诗词全文刊载的。其中就有《木芙蓉歌》,七言长诗一首。抗战期间,先生远处蜀地,在乐山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面对烽火弥连、亲人阻绝,国仇家恨交涌心际,因此撰成了《木芙蓉歌》这首长诗,寄托他深沉的现实感思。朱先生对书法和旧体诗词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要有笔力,他比较欣赏杜甫说的“书贵瘦硬方通神”,诗歌语言也要显得拗硬脱俗,他不喜欢六朝和初盛唐那种圆美流转的诗歌风格,而更倾向于杜甫以来乃至宋代诗歌中所体现的那股强劲的力量。先生对杜甫评价很高,但是杜甫比较接近盛唐的那些东西他并不欣赏,像《早朝大明宫》《秋兴八首》这样的作品。他在课堂上诵及的杜甫诗歌一般是他比较喜欢的,如:“美人皆黄土,况乃粉黛假”(《玉华宫》)、“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哀诗·汝阳王李琎》)等,他认为这样的表达力度才能把景物、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全部表现出来。他喜欢遒劲、强硬、拗折的宋诗风气,所以在唐宋两代诗歌中,朱先生是倾向于推崇宋诗的。

  
他自己收集的一百多首诗,其实是很不完备的,还有好多大家记得的诗没有收进去。在标点“二十四史”期间,他说起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在沪江大学,中文系有八个人在一起,这些人后来好多都到复人含丰沛气,精微论掩迅雷声。灯前脱帽半头白,壶里分冰彻底清。便合追随淝水上,闲居缀处饷春耕。”后来我们年级不少同学都能背诵此诗,等刘先生从安徽大学回来,还有人拿这首诗跟他开玩笑。

  
赵景深先生是戏曲研究大家,据说他自己也会唱戏,您有看过赵先生的表演吗?

  
陈允吉:赵先生自小酷爱戏曲,尝师从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苦学八年,生旦俱工,唱演兼擅。我来复旦不久,中文系和数学系开新生联欢会,赵先生清唱了《西厢记·酬简》。后来听说之前1956年,他们一家人曾联袂登台,在登辉堂(现名相辉堂)献演过《长生殿·小宴》,先生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后来,他又邀请俞振飞、言慧珠等戏曲学校的一批人在大礼堂演出,俞振飞先演了《惊鸿记·醉写》,又和言慧珠夫妻俩合演《南柯记·瑶台》,赵先生在这次晚会里演了《邯郸记·扫花》。根据一些回忆录的记载,在抗战时期,他担任迁至大别山区金寨安徽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曾计划教大家排《牡丹亭·游园》,又演唱过《贩马记》。一直到他晚年,还邀约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唱,他唱《长生殿·小宴》,夫人李希同唱《玉簪记·情挑》。所以他既是个戏曲研究家,也是个戏痴。

  
而且他还乐于借助宣唱、表演来充实课堂教学的内涵。比如他的课堂即兴表演,讲到唐代戏弄《踏摇娘》,他就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手帕一角,另一角垂地,扭扭捏捏,边唱边哭:“命苦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到好丈夫。”讲到唐代戏弄《钵头》,他就两手指头弯曲置于胸前,上下舞动,作老虎扑人状,模仿老虎的咆哮声。讲到明代传奇南北曲的区别,他分别唱了两段,北曲是李开先《宝剑记》的一段唱词,高亢激越,是典型的北曲情味;南曲是梁辰鱼《浣纱记》的一段唱词,清婉柔靡,凸现南曲的风格,特别是收尾一句拖腔长达十六拍。

  
赵先生终生热爱戏曲,而戏曲的元素也贯穿了他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有两个故事,算是痛苦中的诙谐。他因为跟外国人通信很多,在“文革”中被隔离起来查,但一时半会儿又没什么结论,拖了很长时间。当时有学生看守他,有一次学生要去打篮球,为了防止审查对象逃逸,就把他平绑在床上,这时恰好有个要通过赵先生外调的人来找他,去五号楼找,敲门敲半天也不应,少顷赵先生高声回答说:“里面没有人!”对方问:“没有人,你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是人,我是牛!”后来事情捅出来,学生也被批评了,之后他们打篮球,就把赵先生带到篮球场边,让他在旁边散散步。还有一件事,就是工宣队追查他,要他交代有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他一直不承认。这一天工宣队的态度特别凶,步步紧逼,赵先生就很爽气地说:“有的,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工宣队员说:“那你准备怎么样啊?”先生说:“我马上写交代材料,明天就可以交给你。”这位工宣队员高兴极了,满心以为案件将有重大突破。但第二天看先生交来的材料,上面写了给外国友人寄过些什么书,最后总结说:“我是把我们国家里的书流通到外国去了,所以我有严重的里通外国问题。”“里”、“通”、“外”、“国”几个字下面都加了小黑点。这两件事表面看来似乎是喜剧,实则是噙着眼泪的苦笑,是荒诞现实中产生的幽默。

  
中文系以前还有一位吴剑岚先生也很传奇,说是医术很好,武功也很高,是这样吗?

  
陈允吉:吴先生精医道,娴武术,喜绘画,好书法。他行医数十年,“文革”前因为他一直在病休,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人,只有一些“老复旦”请他看看病,到“文革”时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下乡,才认识他。下乡的时候,他因为有一次光靠切脉就诊断出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青年怀孕了,一下子老百姓把他当做神仙一样,人人都来找他看病,向他求医的群体一下子扩大开来,工宣队啊,学生、老师,还有校外的人。系里请他看病的人很多,有一位在“二十四史”点校组工作的女老师,确诊红斑狼疮,就是吃吴先生的中药痊愈的。吴中杰老师还执弟子礼向他学习医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患了萎缩性胃炎,上腹部剧涨,积食不消化,吃了他一剂汤药随即就觉得缓解了。吴先生说:“你这个情况中医叫肝膨气涨,我用小活络汤治之。”为了帮我祛除胃疾,他建议我每天定时将艾条点燃后熏炙腹部的中脘、关元两个穴道,效果十分显著。章培恒先生说:“这个办法确实很好,既不花钱,又不产生任何副作用。”

  
武术方面,他也确实很厉害。“文革”期间他在学生班级里学习,为了验证先生是否真有武术,让他伸出一个胳膊,六七个年轻力壮的学生,每人用双手把吴先生的胳膊牢牢抓住。吴先生稍运功夫,吆喝一声,这群学生人人顿觉双手剧痛,被他一下子就挣脱了。大家说吴先生精通武术此话不假。

  
当时中文系的老先生当中,就吴先生会画画,他不像外文系的伍蠡甫先生那样画名远传,但仍然显出了较高的素养。他的画作以花草竹石为常见题材,笔法简净,景象空灵,颇含神韵。吴先生的字也蛮好的,当然跟郭、朱两位不能比,但是坚挺轩昂,刚柔兼济,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吴先生还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他很早就为自己写了一副很长的自挽联,嘱咐家人等他去世后在追悼会上挂出来,后来他儿子在追悼会上确实挂了。若此安排显得与众不同,这到底是一种执着还是一种达观,我觉得真的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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