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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回忆录之一

年度回眸 (发表日期:2019-02-09 18:25:00 阅读人次:268 回复数:0)

  

  
姓名: 陈允吉

  
笔名(曾用名):

  
出生日期: 1939

  
籍贯: 江苏无锡人

  
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

  
职称: 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佛教与中国文学 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

  
陈允吉,男,汉族,江苏无锡人,1939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云南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温州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国际唐代研究中心宗教部兼职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并获上海市普通高校教学优秀奖,全国古籍图书优秀一等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集体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研究方向

  
1、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年出版专著《唐音佛教辨思录》,1997年主编出版《佛教文学精编》,2000年主编出版《佛经文学粹编》,其它已发表的单篇论文,有《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东晋玄言诗与佛偈》、《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汉译佛典偈颂中的文学短篇》、《什译〈妙法莲花经〉》里的文学世界》、《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王维辋川〈华子冈〉诗与佛家“飞鸟喻”》《〈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歌的荒幻意象》《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敦煌壁画飞天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卧佛像的起源与艺术流布》、《云南大理佛教艺术礼瞻》等。

  
2、 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1971—1976担任复旦大学二十四史点校组组长,参与《旧唐书》的点校整理并承担全稿的通读。1975—1980点校出版《稼轩长短句》《东坡乐府》《樊川文集》,1997年出版《杜牧诗歌导读》。这方面研究的着重点,为东晋诗歌、王维、白居易、韩愈、李贺等,以李贺为注力较多,发表的论文有《李贺〈秦王饮酒〉辨析》《说李贺〈秦王饮酒〉中的“狞”》《〈梦天〉的游仙思想与李贺的精神世界》《李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读〈昌谷集〉诠题札丛》等。

  
著作目录

  
《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文学与禅》韩国汉城民族社1992年出版

  
《唐诗中的佛教思想》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出版

  
《十大文学畸人》(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佛教文学精编》(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佛经文学粹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

  
论文目录

  
《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从整个社会生活的机制来看学风、文风问题》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汉译佛典偈颂中的文学短章》 《社会科学战线》 2002年第1期

  
《〈纵横论王维〉序》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

  
《考昭代之史文,张前修之轨则——评郁贤皓著〈唐刺史考全编〉》 《学术研究》 2001年第1期

  
《王维辋川〈华子冈〉诗与佛家“飞鸟喻”》 《文学遗产》 1998年第2期

  
《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1期

  
《〈佛教文学粹编〉序》 《佛教文化》 1997年第4期

  
《“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幻意象》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3期

  
《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6期

  
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方法启示

  


  
陈允吉作为系统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大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质量均列前位,其研究之融会贯通也历来为学界称赞。关于陈文方法的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如陈友康、段双喜、李小荣等。但多是从整体上关注其研究,对很多研究细节关注不够,而这些恰为初学者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方法。

  
一、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及分类

  
陈先生在参加《新唐书》、《新五代史》点校工作时,得有机缘接触佛经,潜心研读佛经,开始了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初期关注点主要在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上,先后发表了七八篇独树一帜的研究论文。1988年他的系列研究佛教与唐代文学关系的论文结集为《唐音佛教辨思录》 [1]。200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先生的《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 [2]。2010年他的重要论文又编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 [3] 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多数具有的开创意义,为后学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陈友康曾从研究对象上概括了陈先生的三点“突破性进展” [4]。为更加凸显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现对其研究分为以下几类:

  
1、通过佛经寓意探究作品中某个难解意象或难解词语,如《王维<华子岗>诗与佛教”飞鸟喻”》、《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王维<鹿柴>诗与大乘佛教中道观》。

  
WWW.11665.cOM主要是将个别诗篇中禅意之体现、内涵通过与佛经关系的分析清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理解诗之禅意架起了一座通达的桥梁。以《王维<华子岗>诗与佛教”飞鸟喻”》为例,先是探究“飞鸟去不穷”句与佛教中众多“飞鸟”譬喻有关系,再以佛经譬喻充当传导,探究飞鸟句之内涵以及其中王维所寄托情感。上述文章也为初学者寻找新课题提供了思路。古代文学中很多语句、意象不同程度的受到佛经影响,如梧桐意象、莲意象,王维《华子岗》中飞鸟句可以这样理解,别的有禅意的诗句中的某个意象是否与佛经中某个譬喻有关系那?

  
2、探讨佛经对某种文体形成影响的,代表文章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中古七言诗题的发展与佛偈翻译》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2,p2-20]既注重形成过程分析,继而找出决定玄言诗的关键是诗体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再接着分析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的关键直接动因,最后玄言诗依靠“三世之辞”佛偈的加入而诞生。于是整个玄言诗从孕育到分娩诞生的全过程便一目了然。

  
3、探讨佛经故事对某部、某类文学文学作品的影响。《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等均属于此类。这些成果另一个角度解决了文学史上许多难解之谜。主要采用比对故事细节的方法来论证。

  
4、探讨佛经对某个作家创作思想影响或揭示某位诗人与佛教关系,如《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茶罗画”》、《王维与南北宗禅师关系考略》等。

  
二、陈允吉研究的启示

  
1、“小题大做”,从微观入手,以宏观把握。陈文多由一则小材料或一个小问题入手,进而发现小材料背后的大世界。如《李贺与<楞伽经>》中,由“《楞伽》堆案前,《楚辞》系时后”的综合分析,触及到了李贺研究中的新问题:李贺的世界观、李贺与某些思想学派的渊源继承关系,揭示他诗歌中塑造的美感形象所体现的理念本质。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探索问题的轨迹。由细小材料发现问题后,进行细节推理,然后用史料证实。《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由司空见惯的两则荒诞材料提出自己想法,再用史料证实。这期间细节推理是文章的关键环节。小细节不可忽视,很多大问题可能就隐藏在一则小材料中。同时也有宏观融通意识。陈允吉非常注重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对于纠正现代学术中个别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非常有利。

  
2、善于比较异同。作为学科交叉研究,比较法是常用的方法,但是陈允吉先

  
用的尤其出彩。《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中“把《群牛譬经》与母体的差异,与《黔之驴》故事对照,就恰好转变为《黔之驴》和他之间的相似共同点。” [2,p225]这期间他做了双重比较,一环扣一环。几乎陈允吉先生的每篇文章都有比较,可以说没有比较他的学术就无法进行下去。在运用比较方法是还要注意比较不是最终目的,比较后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才是落脚点。

  
3、多角度看材料。在《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中,陈允吉提出“《史遗》中有关王梵志的材料不是史实记载,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它文化史料的认识意义。”“与其将它看成某位诗人身世、经历的记录,毋宁把它视为王梵志诗这种通俗文学作品流播状况的曲折映现。” [2,p63]材料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角度会得到不同信息。就像古代的“随笔”,作为街谈巷语,有不真实的一面,但是也可以反映出某方面信息。我们不能低估那些不真实的材料,而是要学会换角度看问题,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4、前延后伸造就成果深度。初学者一般会就事论事,经常会面临如何增加文章深度的困惑。陈允吉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借鉴。在《李贺与<楞伽经>》 [2,p165-200]中全篇重点探讨李贺与《楞伽经》的关系及影响,接着还探讨了李贺对《楞伽经》的爱好是否与对《楚辞》的爱好有联系?并以此为线索,对李贺的宇宙观人生观做了探讨。一般人做到第三部分就会也可以结束了,而陈允吉先生不见黄河不死心的探究精神使他进一步探讨,由此很多问题更加明了。

  
5、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陈先生欣赏,并身体力行的就是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曾评价季羡林时说,“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也显得确凿可信而能给人以启益。” [2,p220]目前,学界存在牵强附会,夸大自己的研究或在论证是只挑有利于观点的材料,对于不利于观点的直接无视等诸多不良态度。而客观、事实求是的态度恰是做好学术的首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的所有论证和结论都站不住脚。

  
综上所述,陈先生小题大做,从微观入手,以宏观把握;善做各种比较;多角度看材料,挖掘出有价值的背后信息;前延后伸造就成果深度以及客观以及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等方法,对于初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允吉.唐音辨思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溯源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陈友康.破解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大事因缘”[j].世界宗教文化,2010(6):21.

  


  


  
作者简介:

  
胡中行,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诗铎》丛刊执行主编,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楹联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民讲诗团十大导师之一、静安区学习型城区建设与终身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静安诗词社社长等职。

  
赠陈允吉先生

  


  
初识允公兴味长,南陈名气久昭彰。

  
忽闻狮子云中吼,又见芭蕉雪里藏。

  
一部辨思醇学问,十篇论作绣词章。

  
半生低首蒙恩泽,伫足门墙叹望洋。

  


  
今夜华筵寿允公,众星拱月丽苍穹。

  
研精五典通文史,参透一心论色空。

  
笔似管锥穿大木,思从寒柳袅春风。

  
共期三秩重开宴,犹健谈锋百岁翁。

  


  
难忘师尊难忘恩,流光如水跡无痕。

  
三千后学心中佛,无量希声笔底魂。

  
摩诘空山公独赏,浪仙瘦马我重温。

  
四陈雅集风韵在,不辍传灯宜子孙。

  
中行说诗:陈允吉先生是古典文学和佛学方面的知名学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位学术大腕。早在三十年前,傅璇琮先生就曾提出“北罗南陈”一说,北罗是指天津南开的罗宗强,南陈就是先生。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跟着允吉先生学习唐代文学的,其间收益多多,比如他曾对我说,学习唐代文学,佛教是一道坎,如果对佛教一窍不通,唐代文学的研究亦不能深入。所以他建议我至少化五年时间读些佛经,等到有了一些体悟,回过头来再读杜甫,再读王维,再读白居易,再读刘禹锡的时候,感觉就会大不一样,好像长了孙悟空的眼晴,能够照出唐诗的实相,看出唐诗研究中的许多谬误来,无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

  
又比如他告诫我做学问一定要避免“文人习气”,要解决你注古人还是古人注你的问题。写学术论文是要讲逻辑,重考据的,在这方面下功夫,才能写出像样的论文来。他特别强调,所谓“美文”是另有一功,两者不可相混的。我想,先生讲这番话的时候,于丹们所幸还没出道,否则,一定会被先生当作靶子的。

  
先生的学术功底是十分深厚的,加上天分又高,与他相比,我当然是万不及一。所以和先生品茶聊天,常会从内心发出“望洋”之叹息,于是便有了赠先生的第一首诗:

  
初识允公兴味长,南陈名气久昭彰。

  
忽闻狮子云中吼,又见芭蕉雪里藏。

  
一部辨思醇学问,十篇论作绣词章。

  
半生低首蒙恩泽,伫足门墙叹望洋。

  
中行说诗:陈师允吉,通儒也,余蒙其教三十年矣。余识陈师于课堂,其讲极精,趣味甚长。陈师生于无锡,教于沪上,皆江南也。故曰“南陈”。或有其说乎?陈师学植深厚,精研佛教与文学之关系,蜚声海内外,故以狮吼为喻。其论述王维雪中芭蕉诗,新见迭出,鞭辟入里,享盛誉于学界;专著《唐音佛教辨思录》,又极见功力,是醇学问者也;“十篇论作”,即其所著《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末联盖发望其门墙而不得入之叹。

  
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还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诗尚推敲,余常以此為乐。骑车之时,推之敲之,犹浪仙(贾岛)、长吉(李贺)之吟于马背也。更有幸者,余之遇允吉,如二子之遇昌黎(韩愈)。陈师允吉,通儒也。治唐诗而溯先秦,精佛学而涉百家。义理、考据固佳,而其词章尤可道者。

  
在复旦,允吉先生是我最好的老师:受教最多,帮助最大,关系最洽。但我肯定不是他最好的学生,尽管他对我鼓励有加。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略论贾岛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便是在他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给出的评语是:

  
本文论述贾长江诗,博观约取,知人论世,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材料有新的发掘,观点上有精辟之处,从中可见作者笃实之学风与简约之文风。文中对贾岛在唐诗发展中地位的阐述,全面而且中肯,此亦为近世之论诗家所未道者。

  
对于我的诗歌创作,先生是惊喜的,他曾跟好几位朋友聊起过,说我的诗源自刘禹锡。对此我并不自知,也并未刻意,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因缘吧。他对我的一个评价,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

  
胡子中行敏识通儒,裕智开士(有佛教修养),思涉康庄,照究根柢。秉简闻鸡,启晨窗以瞻海日;虛神体道,凭夕枕而辨潮音。起家纯懿,奉职攸勤;在室怡安,侍亲孝养。譬垒山焉渐积,方攻玉乎愈精。

  
其实,先生自己诗词创作的造诣是很深的,只是他并未致力于此而已。他跟我说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当年复旦的四号楼是女生宿舍,不少男同学“心向往之”,先生曾写过一苜诗,其中有句“遙望四号楼,口琴吹不息”,春心萌动而不失儒雅,写得好极。

  
先生七十岁那年,思和、尚君发起为他祝寿,我写了一首诗:

  
恭贺允吉老师七十大寿

  
今夜华筵寿允公,众星拱月丽苍穹。

  
研精五典通文史,参透一心论色空。

  
笔似管锥穿大木,思从寒柳袅春风。

  
共期三秩重开宴,犹健谈锋百岁翁。

  
在诗中我把他比作钱钟书(管锥)和陈寅恪(寒柳),并说三十年(三秩)后再为他祝寿,他也一定很开心吧。

  
次韵思和贺允公八十华诞

  
难忘师尊难忘恩,流光如水跡无痕。

  
三千后学心中佛,无量希声笔底魂。

  
摩诘空山公独赏,浪仙瘦马我重温。

  
四陈雅集风韵在,不辍传灯宜子孙。

  
中行说诗:陈允吉先生八十寿诞,在梅园村请了两座,我忝列其间,右首是思和,左首是朱刚。这次寿宴的亮点,是四位“陈主任”同桌:允吉、尚君、思和、引驰,健在的历任与现任系主任,除了朱立元,全在了。中文系真像个“陈氏王朝”,溯源的话,还有两陈:陈望道、陈子展。除陈之外,朱也是个“大姓”,朱东润、朱立元,现在的副主任朱刚,今后“继承大统”的呼声很高。

  
思和写了一首贺诗发我,那是肯定要和的。于是有了上面的唱酬诗。

  
我的首联无须解释,第二联是说允吉先生深受学生的景仰,他学植深厚,犹如大音希声,无量,指他的学术影响不可以量数。第三联,先生精研佛学,所以对王维的理解独到而精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的佛理诗的代表作,故以“空山”喻王维之风格。我的毕业论文《略论贾岛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是在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先生于我,就像韩愈之于贾岛,有着知遇之恩,所以用贾岛“推敲故事”。重温,不忘也。第四联用四陈会聚作结,传灯,佛家谓传承法统也,中文系之传统相传不辍,长宜子孙。东汉有“宜子孙”玉璧。

  


  
佛教与唐代文学——陈允吉教授访谈

  
青锋

  
自佛教东渐,历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虽经“三武之厄”而长盛不衰。天台、净土、华严、法相、律宗、密宗等,宗派蕃衍,而以禅宗对士大夫的思想影响尤深,并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此展开研究。就佛教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笔者走访了对此素有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先生。

  
自196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的陈先生,已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近40年。这位年逾花甲的学者为人谦和,谈吐儒雅。他说:佛教流传中土后,近二千年间,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至深且钜的影响。佛教不仅丰富了古典文学的题材、内容、形象和语言,更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精神世界,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如东晋的玄言诗就深受佛偈影响,而佛教对唐代诗人的创作影响更为明显。

  
陈先生说:他对佛教与文学的研究十分偶然。1971年,正在文革的纷乱扰攘中,他有幸参加了《旧唐书》的点校工作,从而对盛行于唐代的佛教产生了兴趣,阅读了一些佛教典籍,如《莲花经》、《大般涅槃经》、《金刚经》、《华严经》等,对佛教思想有了初步认识,这不仅成为以后研究佛教与唐诗关系的契机,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在学术上也受到了季羡林先生与饶宗颐先生相关研究的影响。

  
他说:开始研究时,比较喜好禅宗,读过《坛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禅宗经典;因为禅宗不仅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也是当时士大夫的同好。在上一世纪80年代,他写出了最早一篇相关文章——《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主要即是谈诗歌与禅宗的关系。以后又进一步深入到佛教原典,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佛教思想,并于1988年出版了《唐音佛教辩思录》,对佛教与唐诗的关系作了较以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他举例说: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仅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变文的影响,如《欢喜国王缘》和《目连救母》。前者国王与有相夫人生生死死做夫妻,最后二人双双升天的情节;后者目连上天入地寻母的情节都与《长恨歌》中的情境有着内在的联系。

  
陈先生又以柳宗元为例,他说,柳氏很早就与佛教姻缘密切。季羡林先生曾撰文指出柳宗元寓言如《黔之驴》受到印度寓言故事的影响。同时,柳宗元寓言还受《经集部》中的《佛说群牛譬经》和《百喻经》第77个故事——《搆驴乳喻》的影响。《江雪》一诗打上佛教寂灭思想的印记;他的山水游记,也大都意境荒寒,笔法冷隽。

  
陈先生又以李贺为例,他说:李贺在《赠陈商》诗中说:“案前堆楞伽,肘后悬楚辞。”所谓“楞伽”,即佛典《楞伽经》,可见李贺是将佛典与《楚辞》一样作为自己须臾不离的精神食粮。李贺在洛阳时曾遇到一位郑姬,李贺应其请做《许公子郑姬歌》,有句云:“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首句是说:郑姬边卷边看用蜀地所产之纸书绘有王昭君故事的变文长卷,同时边看边唱。此点历代注家皆未指明。从此诗可见,当时讲唱变文的不仅是僧人,也有女子。使我们对唐代变文的传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甚至韩愈,这位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大诗人,虽然在政治上极力辟佛,但却对佛教壁画甚感兴趣,他的许多诗如《南山诗》、《元和圣德诗》、《陆浑山火》等,都涉及到寺庙壁画。

  
在谈到今后的研究时,陈先生说,他将准备将近年研究所得集为一编,名《佛典与中国文学》。我们衷心期望它的面世。

  
《光明日报》2002年4月24日

  


  
陈允吉 | 我的复旦往事

  
原创: 陈允吉 未曾读 2016-10-26 ​

  
在复旦中文系,陈允吉先生的博闻强记有口皆碑,尤其对那些亲历的往事,如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时局、背景,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全无差池。这篇原名“复旦园中文专业课程听受记”的文章记述的是陈先生早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所听过的课、所受教的老师以及所身历的时代风云。像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张士禄、赵景深、蒋天枢、王欣夫、王运熙、章培恒等众多名师,他不仅亲炙,文中亦多有其性情及为人的勾勒和描写。借用他追怀蒋天枢先生的诗句,这批老辈学人的风骨大抵可形容为“直谅无私阿,旷怀远俗敝”。

  
复旦大学1905年建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依靠几代人的努力,方始具备现今这样的体制规模。中文系作为学校所属的一个单位,其历史要比复旦校史短一二十年,不管是从1917年学校成立国文科算起,还是从1924年在国文科的基础上扩建为中文系算起,都与“百年老系”这个名称相距不远。

  
复旦百年校史,留下无数先驱者奋进的足迹。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其一,上世纪40年代由私立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其二,至上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时,成为一所标志国家科学发展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学校共相进止。经过解放后的院系调整,原上海地区同济、暨南、沪江诸校同类学科诸位名师,相继奉调转入我系,如郭绍虞先生来自同济,吴文祺先生和刘大杰先生来自暨南,朱东润先生来自沪江,张世禄先生则来自原中央大学,加上原来在复旦中文系任职的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先生,还有余上沅、李笠、王欣夫、徐澄宇、乐嗣炳、贾植芳、刘季高等先生,可谓群贤毕集,人物之盛一时传为美谈。按照高教部和学校的步骤,中文系自1955年起,进入本科教学由四年制向五年制转换的过渡阶段,每年招生八九十人。全系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新生入学一年后,再分成“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其培养方案之实施各有侧重。

  
我是1957年考入复旦中文系的,那时学校通过前几年的长足发展,已经成为海内外学人普遍瞩目的一所名校。报到注册后,即发给一本入学手册,其中着重介绍学校基本情况,列举新生入学须知,又刊载郭绍虞先生撰写的一篇谈学习方法的文章。那时学校新辟的学生宿舍区已初具规模,大校门正对着国权路,校内建成的第一教学楼新近投入使用,第二教学楼和图书馆尚在兴建之中。原有的仙舟图书馆因建筑面积较小,不敷学生日益增多的需要,故在它近旁搭建了一些简易平房,充当临时阅览室以解燃眉之急。中文系办公室坐落在第一教学楼近侧,四幢小楼中占了两幢,由朱东润先生任系主任,李庆云同志任党总支书记。我们年级有九十多人,调干生和高中毕业生约各占一半,混编成三个小班,分别由王永生、乐秀拔、吴中杰三位老师任班主任。由于这时“反右”斗争尚未结束,校内的政治气氛固然显得严峻一些,唯对于我们年级里的绝大部分同学来说,置身于这一全新环境充满着憧憬,缘此都掩不住内心的兴奋。开学不久,中文、数学两系的新生假工会俱乐部小礼堂开了个联欢会,如苏步青、陈建功、朱东润、赵景深、蒋天枢、陈传璋等著名教授咸来助兴。会上管弦齐奏、歌舞杂陈,赵景深先生还当场献艺,清唱了《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是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气氛至为热烈。

  


  
郭绍虞先生

  
一星期的入学教育甫毕,就开始按教学计划正式上课,虽然我们是刚从中学升上来的新生,但系里配备的任课老师力量很强。第一学期开设的几门基础课,由蒋孔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濮之珍先生讲“语言学引论”,张世禄先生讲“古代汉语”,胡裕树先生讲“现代汉语”。其中两门“引论”只上一学期,两门“汉语”则上一学年。上面所说的几位老师虽然讲课风格各异,同样深受学生的欢迎。蒋孔阳先生是一位醇厚的学者,他的讲课朴实而富于论辩性,重视概念的界定和诠释,逻辑推理细致严密,洵能深入浅出地阐发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濮之珍先生学有所承,天分愈高,讲课乃以述理委宛、启沃人心见长,对同学的期望亦甚殷切。张世禄先生的课广征博引,声情并茂,碰到一些古奥的难字,多用它们在上古篆文中的书写方法来作开示,藉兹指事会形,极具谐趣,往往在很轻松的气氛下让大家沐受他的感染陶冶。胡裕树先生为学敏洽,思致清晰,善于组织课堂教学内容,临场宣讲条分脉辨,原始要终,抉别疑似,厘析毫芒,站在讲台上殊有智者的风采。又有一门“写作”课,规定要上一个学年,由胡文淑先生和黄润苏先生分别承担两个小班的课务。她们除了讲授文体知识和文章作法外,先后布置听课学生写了八九篇作文,命题接近生活,兼及多种体裁,老师细心批改后在课上进行讲评,这对同学提高写作能力确有很大帮助。

  
进入第二学期,我们年级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讲述我国数千年之文学演变轨迹,为中文系投放教时最多的一门基础课,自先秦迄至晚近按时代先后分成数段,由古典文学教硏室指定多名教师分工传接,基本上是每人负责讲授一个学期。“现代文学史”在当时属一门新课,至解放后才排入基础课的序列,计划用时一个学年。出于学科建设和锻炼师资队伍的需要,系里决定在该课的教学实践中,把现代文学教硏室的中青年教师全部推上讲台,并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来确定其相应的教课任务。这个团队里的中青年教师数刘国梁先生年龄稍长,故安排他主讲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课程内容;而其余大部分的课务,则由潘旭澜、秦家琪、柯玉村、傅志悦等先生分头承担。年轻教师集体担纲主干课程,在彼时被认为是新鲜事物,自然引起听课同学的兴趣,也喜欢在课后评头论足。爰因这些老师学有专攻,早具积累,备课又极认真,他们联袂登台小试锋芒,使课堂教学呈现一派崭新气象,从总体上赢得了大家的认同。于此期间,余上沅先生作为现代文学教硏室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也参预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活动,负责讲授“解放区的戏剧运动”那一部分。余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鼎力推行者,又是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戏剧教育家,尽管只讲短短两节课,但他细心准备,当堂发挥,说到陕甘宁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时,身心充分投入,连讲带演,一招一式尽显戏剧里手的本色当行。嗣后这位老师很快调往上海戏剧学院,此情此景在同学们的记忆里遂益发显得珍贵。

  


  
陈子展先生

  
按当时校内系际协作之惯例,中文系计划开设的“外国文学史”,向来都请外文系的老师跨系上课。我们五七级同学习兹课程,放在三上、三下共历时一学年,前半部分由伍蠡甫先生讲“欧美文学”,后半部分由袁晚禾先生讲“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伍蠡甫先生算是老复旦了,以前当过文学院院长,学贯中西之外又妙擅丹青,行止谈吐均极儒雅。伍先生来我们年级任课,正值“反右”运动之后,殆不免心存顾虑,故授课大抵是照念讲稿,牵涉到观点问题则出言尤其谨慎。鉴于先生本人的学养毕竟优厚,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甘为备课倾注大量心力,字斟句酌不稍懈怠,以此他所传授的课程内容,通常都呈现出一种迭经锤炼的精粹。袁晚禾先生是时正主持外文系党总支的工作,用干部队伍中的行话来说是属于“双肩挑”的,对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也有深入钻硏。讵料她上课期间遇到的折腾太多,致使预设的教案无法贯彻到底。但袁先生并未因此轻言放弃,面对那时一些嚣薄过激的主张,终能保持着一份执着的理性和冷静。还有一位董问樵先生,他分担了“欧美文学史”中德国部分的几周课程,重点是介绍歌德和席勒两位大作家。董先生是外文系专攻德国文学的教授,长相宽硕魁梧,说话声若洪钟,即席开演全神贯注,真可用“刚健闳畅”四个字来形容他的讲课风格。

  
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明确要求,五年制学生一般应在前面三年学完所有的基础课程,其余两年主要用于听习一些必修课和选修课。1960年秋季我们升入四年级后,系里设置的两门必修课程让文学专门化的同学修听,一门是赵景深先生主讲的“民间文学”,另一门是系主任朱东润先生主讲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于此同时,语言专门化亦有相应的必修课程安排。朱东润先生早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执教时,尝应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之约,花一年时间的准备开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程,继后又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中国文学批评论集》等书的出版。他探涉文学批评史以其独特的个性自树一帜,与郭绍虞、罗根泽两先生同为这一硏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朱先生的讲授取博用宏,提挈精要,致力辨明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大势,其间饶多邃知灼识,博古通今而兼具高屋建瓴的气度。而赵景深先生作为硏讨古代戏曲和民间文学成就卓著的专家,亦在海内外极负盛名,其讲课的特点是循循善诱、亲切易解。老师在课程内容中融入众多一己观察的心得,惯以温和的语调,细致的擘析,举一反三的方法,把民间创作的真实面貌贴近地展现出来,就像谙熟门径的带路人那样,引导大家去领略那个透溢着俗情谐趣的世界。

  


  
朱东润先生

  
谈到本阶段中文系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辄使许多身临其境的校友啧啧称叹。当时系行政曾为建设选修课程下过很大功夫,所执持的理念是注重开课的质量,不求名目繁多,并努力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布格局。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确定,事先都要通过比较严格的资质论证,任课者必须是某个具体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老师,课程本身亦应达到一定的规范要求,否则宁缺毋滥。而选修课的听课对象,则主要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准备状况和兴趣爱好,从系里开列的课表中决定究竟选修哪一些课目。洎于选修课大多采取小班形式开展教学活动,每门课程修听的人数不算太多,师生于此无形之中拉近了距离,让学生有更多问学请益的机会,故同学们选课的情况甚为踊跃。

  
回想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对选修课同样怀着浓厚的兴趣,选课的取舍颇费斟酌,最后确定听习的大致有如下几门:

  
一、“传记文学”(朱东润先生主讲)

  
二、“楚辞硏究”(蒋天枢先生主讲)

  
三、“李白硏究”(王运熙先生主讲)

  
四、“杜甫硏究”(王运熙先生主讲)

  
五、“西方美学”(蒋孔阳先生主讲)

  
六、“汉语史”(张世禄先生主讲)

  
七、“汉语诗律学”(张世禄先生主讲)

  
上列这些课程内涵益趋专精,固当视为授课老师治学经验与创获之荟萃。朱东润先生对于传记文学情有独钟,他一方面积极从事人物传记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借鉴外来观念构建适合本土的传记文学理论。“传记文学”一课的开设,果为朱先生赍持自身科硏成果促进教学之蚕丛独辟,俾从理论与实践之结合上向同学系统传授这一门类的知识,饶富擘划经始的原创精神。而蒋孔阳先生所开的“西方美学”,则钩索外文原典,辨综欧人哲思,以荐评西哲的美学思想为主轴,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起,迄至近世博格森、克罗齐诸家,居间之德国古典美学实为全课绍述的重点,在我国高校文科的课程体系内亦属首创。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硏究”尤重文献证核,推崇王逸《楚辞章句》的文本价值,直援先秦两汉之记载探讨屈原生平与屈赋意义,并运用“屈文互证”和“以诗补史”的方法阐微发覆,力求清晰地勾勒出骚人情志和时代播荡之间的密切关联。按“汉语史”和“汉语诗律学”,系张世禄先生精心敷发的两门互有联系的课程,前者为语言专门化所必修,允许文学专门化的学生选听;后者的内容该包语言、文学,是面向全年级的选修课程。“汉语诗律学”通过演示汉语语音迁徙的历史沿革,揭橥我国汉地各体诗歌格律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和孕变之根由。张先生不但能贯诸学理、遣发新意,将具体的格律知识讲得非常丰满,兼又重视学生尝试写作旧体诗的训练。王运熙先生的“李白硏究”和“杜甫硏究”,盖咸为选课同学未来从事“知人论世”的作家硏究提供一种范式。这两门课的共同特点是先从细读原作和甄别材料做起,藉此推寻历史人物所受时代文化环境之影响,在全面展示评论对象生平和思想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愈着眼于纵深发掘他们的创作个性和诗歌底蕴。王先生授课每每谈及一些读书方法上的问题,尤其切合我们这群涉学未深的青年人的实际需求。

  


  
蒋孔阳先生

  
以上所说,分别从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三类课型,简要回溯了复旦中文系当年的专业课程结构,和各位老师开课的情况。因为年代殊隔,许多事情记忆已渐模糊,加上形诸文字还受篇幅的限制,这种叙述只能像“蜻蜓点水”那样讲到辄止,无法针对各门课程逐一作出详细的介绍。正所谓吉光片羽,散落满地,唯缀琐聊备故实而已。下面,我想专就“中国古代文学史”一门课程多说几句,希望藉助对其教学活动全过程的追踪,能够重温一番那些暌隔弥久的具体场景。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中国古代文学史”通常直称“中国文学史”,向为中文系投注教时最多的一门主干课程,高教部亦曾邀集专家为该课制定过教学大纲,这对一个系科来说是颇有标志意味的。而我自己就学期间的兴趣所好,又大抵集中在古典文学方面,说起与之相关的事情记忆也许更清楚一些;第二,我们年级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时,适逢国内掀起“大跃进”运动,其他各项政治运动亦频繁轮替,给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带来极大的冲击。缘乎这门课程教学用时特长,其承受时代政治因素之干预、影响宜亦最著,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些较完整的返顾,则盖可洞见是时政情与教育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这个年级修习“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确是在寻常罕遇的特殊气候下肇始的。1958年元旦过后,中央南宁会议应期召开,一场覆盖华夏四境的“大跃进”运动已见端倪。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得高端风气在先,遂预作布局为此鼓吹造势。早在一个月前,复旦大学即破例举办规模空前的“双代会”,会上锣鼓喧天,喜报频传,各系领导和著名教授相继登台发言,有的表决心,有的谈规划,又邀请大中华橡胶厂的代表来讲“大中华”轮胎如何赶超“邓禄普”,上海金笔厂的代表来讲“英雄”金笔如何赶超“帕克”。其盛况之炽烈,正如这阶段在开会场合经常奏唱的一首歌曲中所说的:

  
复旦的热情如火如潮,

  
复旦的歌声响彻云霄。

  
跃进啊复旦,

  
跃进啊复旦,

  
跃进啊跃进!

  
复旦,要第一个出发第一个到!

  
至这年2月中下旬,全国掀起“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由兹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复旦园内层层动员,竟于一夜之间贴出了四十万张大字报,翌日上海《解放》、《文汇》两报均以头条整版给予迅速报道,后者还用“忽如一夜春风来”这一通栏标题加以形象的渲染。而诸如“厚今薄古”、“又红又专”等一些口号,又在这前前后后陆续见报,随即成为校内师生进行大辩论的标竿。环顾第一教学楼的大厅和走廊里,到处都贴满指摘老师课上“错误观点”的大字报。当于此际,蒋天枢先生走进该大楼的“1231”教室,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首段先秦部分,想不到他在第一堂课上几乎花了过半时间来谈“红”与“专”的关系问题,说话时的神情似乎特别严肃认真。这么一个小插曲,倒并不是先生想借此表示紧跟形势,而且他对“红”与“专”二者关系的理解,也未必完全符合那时的宣传口径。原其本旨,实犹在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所以先生当年的这一席话,确是他的肺腑之言。

  


  
蒋天枢先生

  
在中文系众多老教授中间,蒋天枢先生素以治学坚砺笃实著称。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硏究院,有幸同时拜受梁启超、陈寅恪两位名师的亲炙,厥后又长期细致校读三代两汉之书,勘揅采掘不遗余力,致使其学术造诣益趋精赅。上世纪30年代,迁至开封的东北大学敦聘他为该校文学院教授,请他担任的课务就是主讲《尚书》、《诗经》、《左传》三部古籍。眼下由先生来给我们上先秦这一段文学史,自然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他按计划每周用四个课时,从上古神话一直讲到《战国策》,贯穿多部儒学经典又旁及诸子百家,而其抉发演授之着重点,亦然是《尚书》、《诗经》和《左传》这三大块。先生无论表述观点或阐释问题,俱皆要言不烦,往往数语辄能中的。他把课上大部分时间,主要用在与同学一起精读原作,单《诗经》里面的作品就讲了五十五首。其他如《尚书》中号称诘屈聱牙的《盘庚》,以及《左传》内辞意比较艰深的《楚灵王干溪之难》,经过他一遍梳理纂解,辄使听课的同学达成较好的悟解。略凡涉及谣谚和诗歌,先生照例都要付诸吟诵。虽说他的外表稍显清瘦文弱,但吐音却很响亮,其吟诵则于宏深绵邈的声调中多寓变化,颇能传递所讲作品之精神风貌,适逢兴会处亦偶有性情之展露。譬如某日先生讲授《诗经》,谈到《君子于役》中“如之何勿思”一句时,就随口借用刘半农创制的歌词来作比拟,他操着吟诵的腔调慢悠悠念道:“教我如何不想她呢!”话音才落,顿时引来了满堂大笑。

  
我们听蒋天枢先生讲先秦文学史,恰与“大跃进”浪潮之日益扩其波澜同步。其时高校里的学生,与教师一样都要制订个人的“比学赶帮超”规划,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继之而来的便是争取人人通过劳卫制二级标准的“体育大跃进”。不过此期间的课堂教学,尚能勉强维持。及至这一年的6月,我们年级就随队赴嘉定黄渡参加为期两周的“三夏”劳动,返校后不遑休整,立即着手“插红旗、拔白旗”,“打扫反右战场”。而针对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判,又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在中文系延续了数月之久。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部分期末的几周课程,说什么也无法把它继续上完。尽管蒋先生本人已极尽心力,但最终还是留下《楚辞》一章未予宣讲,只能指望后面的授课老师采取些补救措施了。

  
进入1958年秋冬两季,遍中国的跃进热潮抵于鼎沸阶段。为了实现本年度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高产指针,学校各单位竞相为此作出贡献,连我们班也在保健科旁匆忙搭建个土高炉捣鼓了一番。钢材没有炼成,一股由学生自己著书立说的涛流却跟着涌动起来。11月上旬宝山葑溪“战三秋”的队伍刚拉回学校,系里心急火燎组织全体同学投入科硏会战,文学专门化的几个年级设立若干摊子,分头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等教材。这场名曰“在科硏领域打翻身仗”的战役,实际上有不少教师介入,弥连数月争分夺秒,教学秩序悉被打乱,造成多门计划内的课程搁浅。以致我们在一下时学了“中国古代文学史”首段后,随即出现了一学期的空缺。整整有半年时间,“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陷于停顿,直至1959年早春进入二下时才重新开始,改由章培恒先生从《楚辞》讲到南北朝的诗文。

  


  
章培恒先生

  
章培恒先生那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但已在中文系执教多年,既是业务新锐,亦担任过系里的领导职务,缘其思想明澈、能力出众而很受学校和老一辈师长的器重。此前之数年间,他又得益于蒋天枢先生的严格指导,沈潜钻硏《尔雅》、《说文》、《资治通鉴》等诸多要籍,其学养与识力俱有显著进境。这一学期的“古代文学史”课程历史跨度特长,需讲的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也相对繁富,加上要纳入前面交付下来的《楚辞》一章,课时分配上的矛盾十分突出。第因任课老师钩贯整合教学内容,仔细推敲实施方案,从而作出了兼顾实情的合理安排。章先生授课伊始,首先占用一个多星期述介《楚辞》,依次铨叙作家作品,开示文献援据,并就一些大家关心的争议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还特意挤出时间,将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全部扼要纂解一遍,殊便听受者掌握这首长诗的基本脉络。顺沿讲到汉代辞赋,他把“大赋”、“小赋”擘划开来分别加以论述,指出“大赋”曲意为封建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铺叙摹写之格局乃日趋雷同;而“小赋”注重传递作家个人的情志,其抒情及状景的特色则每能臻于独造。先生对汉赋的上述见地,可以说秉持了蒋天枢先生抗战时期撰写的《汉赋之双轨》一文的主张,在具体的评论中又参合着他自己的硏究心得。由于章先生耕耘恳挚,审察犀利,遇事辄好设问献疑,思考问题弥有深度,故在课堂上发表的观点亦多逾俗破常。举若他对王充《论衡》、赵壹《刺世疾邪赋》、阮籍《咏怀诗》、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庾信入北后诗作的辨析,均包含着透辟独到的识解,留给人们的印象尤为深刻。

  
1959年暑假结束,轮到王运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他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却在汉魏南北朝乐府诗领域早有卓荦建树,自数年前又开始致力主攻唐代文学,多有精湛警拔的论文发表,这自然增添了班里同学对他授课的期待。按王先生昔年因读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殊钦服该书目光之精审并具有极强的分寸感,受兹影响遂促成他日后的硏究工作,也力求在“弥纶群言”基础上硏阅穷照而“迄底克协”。先生讲授这一段文学史把握的主轴,在于努力揭示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意义,判别纷纭众说以寻求一种实事求是的阐解,既无苟容媚俗,又不趋向极端。洵如他在课上论及孟浩然、王维、李煜、李清照等一些倾向不太鲜明的作家,所下的评断总让人感到切理餍心,经得起岁月迁流的考验。王先生讲课的另一特点,是充分关注文学作品艺术特征的绎解,不管讲诗词歌赋还是散文传奇,例能恰如其分地指出它们艺术上的优胜之处。这种审美活动体察认知的觌面传授,常在不经意间达到启迪学生悟性的作用。先生讲课虽不事吟诵,唯其即席朗诵诗歌际次仿佛身临厥境,注意语调的迟速和高低抑扬,很容易与座下受众发生情感的交流。这个阶段课上牵涉到的诗作,经过他的朗诵而使吾侪感染尤深者,略有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王昌龄《闺怨》,李白《将进酒》,苏轼《游金山寺》,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等篇。值今回味上述教坛旧事,辄觉彼时先生之音声颜貌犹若盈耳在目。该课进行过程中间,学校两次指派我们年级短期停课劳动,一次到南汇航头支援“三秋”,一次在物理二系建筑工地从事锻炼,合起来占去全学期课时的四分之一左右。终因主讲老师掌控调度得当,同学加强预习复习,从而保证了课程教学的有序开展。

  


  
王运熙先生

  
在我记忆中1960年开春后的几个月,其热浪掀腾的景象,比诸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起自庐山的反右倾斗争已波及基层,上海各高校的师生又被动员起来大搞科硏,准备向“红五月”召开的全市“文教群英会”奉献厚礼。我们年级文学专门化几十号人,刚撰成《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和《中国文学史》下册的初稿,旋即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一书的编写任务昼夜苦干,“一盏灯下,一个战场”,连正常的睡眠都变成了奢望。于此同时,针对蒋孔阳先生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在中文系紧锣密鼓地推开。这场批判由柯庆施亲自点名策动,历时整整两月,全系范围的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会上的发言措辞高调严厉,火药味之浓足令在场所有的人神经绷得很紧张。处于若斯情势之下,系里请赵景深先生为我们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元明清部分,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

  
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先生才上了三四周课,学校立即叫停,要求马上改为组织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侪类据称体现“创造性”的学习方式,无非是在老师预设的教课内容中抽取若干专题,每个专题由一组学生集体阅读些材料,经讨论后列出授课提纲,并推举一人写成讲稿,到时轮番登台汇报交流。我们这些学生对元明清文学原不熟悉,自身尚未经过系统学习以致通晓,哪里谈得上什么“创造”?这门主干课程最后一阶段所应安排的教学活动,凭大家东拼西凑、七嘴八舌地糊弄一通就算完成了,殆由此造成的修学者基础知识之缺失,光靠日后自己去看书是殊难加以弥补的。返观此时实则已经被边缘化的赵先生,却始终表现出其恪守岗位的高度责任感。他常到学生宿舍参加小组讨论,会同各组拟定讲课提纲;每逢交流之日必定躬亲在座听取交流,然后秉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发表他本人的意见。而特别让大家深受感动的,是先生热忱关爱莘莘学子的无私情怀,凡属本阶段文学所需的参考数据,他准会慷慨拿出家藏的图书来纾解同学借阅的困难。纵然他讲授的课程仅十余节,但该罗之内容相当赡富。先生硏究戏曲之精深名闻四海,于兹陈述元明戏曲演进之轨迹,举证揭其端绪、考其源流,不单指划的线索明晰可辨,包括一些临时的掇拾、发挥亦皆独具路数。为使听课同学增强直观感受,先生屡借自唱曲子充当教课的辅助手段。有一次他讲到北曲和南曲声腔之差异,即从明代李开先《宝剑记》和梁辰鱼《浣纱记》中各挑一支曲子付以宣唱。前者高昂激越,显示出典型的北曲情味;后者清婉柔靡,果能凸现南曲的风格特征,它收尾一句的拖腔竟然长达十六拍。先生把课间涉及的问题演绎得如此亲切,委实离不开他对戏曲艺术的专注酷好和精勤实践。

  


  
赵景深先生

  
这一年的10月底,我们自南汇坦直“三秋”劳动归来,骤觉学校之气氛与先前大不相同。往日习见的那些意兴豪迈的表态,交锋争辩的躁动,以及大字报廊周边的人头攒聚,犹如一眨眼间都消融到了安详和宁静之中。过去抓集体科硏动辄提倡“挑灯夜战”,现在则慰勉青年人应学会爱护身体,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时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的李庆云同志,还带领班子成员于熄灯前深入学生宿舍,挨着一个个房间劝说同学们早些睡觉。诸如此类许多迹象表明,前几年频繁搞运动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高等学校同样面临着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在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复旦校系两级领导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调整、充实、提高”的方针,致力克服“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凝聚人心,营造宽松和讲求实事求是的政治环境。学校反复强调学生的根本任务是学习,要尊重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趋至传达和落实《中央高校工作六十条》,全校师生群情振奋,教书育人进一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学术空气愈益浓厚。我们这个班级升入高年级后,所上的“民间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绝大部分选修课,悉能顺利开展教学活动,任课老师满怀热忱尽心施教,学生得到的知识亦更扎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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