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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把温良恭俭让引入国际关系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3-04-15 19:56:21 阅读人次:755 回复数:0)

  


  
日本富士通综研特别企划,大型国际研讨会“构筑新型日中关系—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吴越同舟”,于4月8日在经团联会馆举行。日本前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发表了来宾致辞,日本防卫大学校长国分良成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茅于轼分别发表了基调演讲。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柯隆、津上工作室代表津上俊哉、东京财团上席研究员渡部恒雄、日经编辑委员后藤康浩等嘉宾参加了研讨。

  
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获得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名誉所长。本次应邀访日参加研讨会,茅于轼发表了题为《认识我们的时代》的主题演讲,对当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和中日关系发表了见解。以下是茅于轼演讲主要内容节录。

  
茅于轼说:今天演讲这个题目,我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日本朋友们对中国的现状有进一步了解;二是在中日两国关系困难的时候希望发展一点民间的友好。首先我要说,中国最近30年是180年来唯一的一个30年,享受了和平与繁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最穷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的三分之一。中国人吃不饱,商店里空空如也,社会陷入巨大的混乱,这是30年以前的情况。3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确实实现了一个梦想。如果一个人在30年以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他会完全不认识这个国家。30年以前,北京只有一座20层以上的高楼,现在有又1000多座高楼,马路上都是汽车,开都开不动。

  
对于过去的180年,我把它分为六个30年。头一个30年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面向世界,此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与外界缺乏交往的国家。100多年来,中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和进步。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我们现在用的电灯电话、飞机汽车火车,计算机数码相机,这些都是西方发明的,或者是日本发明的。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享受了西方的成果。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进步,在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进步,也都是由于同西方的交流。现在我们有银行、大学,有人民代表大会,有法院、律师,有证券交易所,有银监会、证监会,这些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中国吸收西方的文化,在上个世纪初主要通过日本的中转。因为中国到欧美距离遥远,坐船要一个多月,到日本却很近,一两天就能到。比如说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都在日本学习过。不过,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中国可以直接从西方吸收成果了。

  
我们回顾一下,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但是美国没有把日本人变成亡国奴,相反美国帮助日本从封建独裁的政治转换成一个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由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四年内战,接下来又是朝鲜战争、阶级斗争。朝鲜战争的结果还是三八线,死人上百万,迄今都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责任。朝鲜战争是一个分界线,把中国的对外关系确定为反对美国。之前,中国和美国是同盟军;此后,我看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与独裁国家为伍,喜欢北朝鲜等独裁国家,关系特别好,与民主国家格格不入。不过,现在中国的情况与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了。国内的不同意见有机会得到发表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我在网上或者大学讲台上有机会发表我的看法。中国究竟会走那条路?是回归毛泽东时代,还是选择普世价值的道路,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有很大争论,对立尖锐。

  
我认为,国际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双赢关系,一种是零和游戏。比如说,投资、做生意、文化交流,都是双赢关系;但是主权、领土、尊严,都是零和游戏。就以钓鱼岛的例子来看,钓鱼岛是日本的就不能归中国了,归于中国就不能是日本的。对这样的问题,两个国家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我们要把那些零和游戏的国际纠纷转换成双赢关系。比如说钓鱼岛,中日能不能联合起来开发?联合开发就成为双赢关系,而领土问题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

  
我觉得,双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关系。所有的贸易和投资都是双赢的,目前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成份还是经济关系,使得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好处。市场关系在国内和国外都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人类的历史自从引进市场之后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元1800年以前,全球人口增长与寿命延长非常缓慢,但是1800年以后,人口曲线突然增长,寿命曲线突然延长,这个巨大变化是人类历史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中从来没有过的。究其原因,我的解释就是市场制度的建立。有人说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认为没有看到问题的背后。好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能得到发展。

  
在市场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双赢了。以前,人要享受依靠获取权力。皇帝的权力最大,他的享受最大。但是,权力是有排他性的,而市场却是双赢的,你也好,我也好。市场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也差不多。我们说,市场制度消灭了争夺资源的战争。世界的石油是有限的,中国进口石油,美国德国等世界各国也需要石油,但各国不会为了争夺石油而打仗。同样,中国与日本有矛盾,在钓鱼岛上有争议,但不会为了资源和石油而打起来,原因就是有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把冲突变成了双赢。但是战争还是存在,原因不是争夺资源,而是意识形态的想法不同。所以要消灭战争只有一条路,大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让点步。

  
人与人的关系,孔夫子说要“温良恭俭让”。这个关系,我觉得在日本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中国人应反过来向日本学习温良恭俭让。可惜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关系,没有在国家关系中存在下去。西方社会也说excuse me、thank you,但是在外交关系上从来不讲“请原谅”。钓鱼岛是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有GDP也没有税收。为什么要争那个地方呢?为什么两个国家的面子都拿不下来呢?如果海水上升淹没了钓鱼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受到任何一点影响,但是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无事生非,把这个事情弄成一个大事。现在两国人民都受到了损失,中国日本的贸易在减少,两国的旅游交流在减少,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造成老百姓的实质损害,原因就是没有把温良恭俭让变成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不应以国为本,而应以民为本。我们每天看报纸看新闻,有很多类似于钓鱼岛这样的消息,都是与老百姓的利益不相关的。我来到日本,希望能发展两个国家之间的民间友好,让民间的友谊慢慢取代以国为本的思考方法。

  
虽然中国有了了不起的经济成就,但是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很多。中国新领导面临的新问题与30年前完全不同。举个例子,从人口结构来讲,30年里人口增加了30%还多,从9亿多变成13亿多,但是小学生人数从1亿5000万减少到1个亿,这说明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中国发生了劳动力紧缺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都是80后,从来没有挨过饿,人口结构变化将使中国许多对策必须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原来中国领导人都是学技术的,都是工程师出身,而这一届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学文科的,是学法律、经济、历史的,中国会面临非常大的变化。这个30年,中国始终保持对外开放态度,领导人都到外国去过,子女都在外国上学,不可能同世界脱离。全世界都在往前走,中国一定是跟着往前走。由于开放的原因,中国的社会非常多样化,NGO非政府组织发展得非常快。

  
关于最近的中国经济状况,首先还会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的GDP增长率要恢复到10%左右已经不可能了。当然中国经济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中国有巨大浪费,取消这些浪费,会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中国需要从经济结构上加以调整,要增加消费,要改变GDP的分配,要保护环境,等等,做起来很费劲,但我想中国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中文导报 第947期 20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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