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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荣：中日达成转型期平衡还需五、六年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2-11-19 21:12:16 阅读人次:1133 回复数:0)
编者按：在全球舆论的集中关注下，中共十八大顺利闭幕，完成了十年一次最高领导层的换届交接。“习李体制”从“胡温体制”手中全面接棒，领导中国走向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年进程。　　针对中共十八大最终揭示的人事布局、新领导集体所面对的挑战、未来十年中国的外交形象以及中日关系等令人关心的问题，旅日华人学者、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先生接受《中文导报》专访，表达了自己的观察和解读。　　　　朱建荣教授首先对万众瞩目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人事揭盖做出了解读，他认为十八大的最终人事安排“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所谓意外，是指中共十八大不是在一般预测的十月而是延迟到十一月，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事也迟迟定不下来，流传着那么多猜测的版本。这种现象表明，中共已没有了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那样一锤定音的权威人物，新的领导集体的产生既有了一些新的制度可循，但毕竟是人事，看来需要更多磨合。这些年来，中共在高层人事选拔上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设定了年龄门槛、有了领导人最多连任两届的限制等，在“制度化”方面有所进步，但已定制度没有给出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是：1、九人体制要不要向七人框架转换以及如何转换；2、军委主席要不要按邓和江的前例再续任两年；3、前任领导人退下来后怎样安排等。围绕这些新课题，这次十八大给出了答案，得到内外好评，但我们也希望更多地了解其决策过程。　　在十八大闭幕后，从结果来看，中共在高层人事选拔规则方面又迈出了新步伐，这也是十八大意义所在。朱建荣分析新一届政治局人事体现出三方面特点：　　首先，新一届七人常委中有五位的年龄都在64-66岁以上，这意味着他们最多做一届，5年后将为更年轻的一代人提供机会。海外和日本的媒体在对新常委人事解读上都强调了江泽民的影响，认为是党内派系和权利斗争的结果。但朱建荣认为，在党内没有权威一锤定音的情况下，新的常委人事安排其实反映出胡锦涛重视平稳过渡，最终使得各方满意、皆大欢喜的特点。过去，台湾政治从蒋介石时代向蒋经国时代过渡时，因为老臣老将们都在，为了平稳过渡，蒋经国对军队高官采取了“小步快跑主义”的人士更换方法，即不是直接让年轻将领快速跃升，而是让老将们都升一级，但“快升快退”，几年以后年轻将领就自然而然地拾阶而上了。按照年龄限制，中共在十九大上肯定要换一批新常委，这样既让65岁前后的老将们满意，也让60岁以下的新生代看到希望，这样至少可以把人事安排可能引起的不满，把人事矛盾对今后政权运营可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　　其次，在军委主席是否留任的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十年前，江泽民卸任最高领导人后，曾留任军委主席两年，引发了内外议论。在那之前，邓小平也在辞去其他职务以后留任军委主席，所以也不能全怪江泽民，他有前例可循。不过该做法引起了内外非议，一个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人却掌管二百几十万军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更会给敌视中国者以“独裁”、“人治”的口舌。胡锦涛这次决心实行“裸退”引来党内外一片赞誉之声，这意味着中共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和透明化方面有了重大进步，在国际上也易于得到理解。从此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很难再破此例了。　　其三，有关老人干政的问题，也给出了说法。十年前在第三代领导集体引退时有过规定，即前一届领导的二把手以下人物对下一届领导集体的政权运营不发言，而由前一届最高首脑的总书记作为下一届领导层的顾问(相当于日本的相谈役)，党内对江泽民的这一地位和作用有过决议。这个过渡，与中国强调政策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有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属无奈。十年过去了，胡锦涛从“媳妇熬成婆”了。但这个“婆婆”上面还有“太婆”的话，肯定会政出多门，给习近平这位新媳妇带来难堪。对此，胡锦涛以其高风亮节的“裸退”换取了江泽民的彻底引退，解决了叠床架屋的问题。不过胡锦涛是否会真正全面引退，还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正因为他是“裸退”，新一届常委反而能够自然地找他商量。至于新常委会是否会为此做出决议，还有待观察。　　有关十八大提出的诸多政策，给朱建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出现很多，比如五位一体、美丽中国、政治清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被定义为24个字。朱建荣分析称，核心价值观的帽子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最后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排除这是意识到既有中国特色，也与西方所说的“普世价值观”有共同性，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普世价值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接轨的。　　朱建荣指出，从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会见媒体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解决社会问题将成为第五代领导层的主要任务。5年前，中共对社会问题还没有明确定义，只谈民生概念，两年前开始重视社会管理，本次专门讲到了社会建设。对此，朱建荣认为一个国家真正走向全面发达国家的标准有三：1、经济民主化，即建立市场规则、对企业活动提供法律保护；2、社会民主化，即实现公平分配、确保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3、政治民主化，即涉及选举等国家根本制度的改变。　　从战后历史来看，经过这样三个阶段而成为发达国家、发达社会是有规律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开发独裁道路，在发展经济、提高民生之后，公民的权利意识被唤醒，在经历了多次社会风波之后走向了社会民主化。中国的发展同样具有东亚模式的背景，目前也已经走到了必须推进社会民主化的阶段。　　如何回应国民逐渐提高的权利意识？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了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社会民主化主要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公平与公正。当下中国老百姓最不满的问题，比如分配不公、干部腐败、言论自由受阻、执法不公等，都包含了这两个核心问题。日本媒体习惯于把中国的问题表述为“贫富落差”，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中国的贫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即最广大的人群已经能够吃饱穿暖，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低收入者对高于自己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高收入者的不满，是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今后5—10年，习李体制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广义的社会问题，也包括老龄社会的福利问题、人与人互相照顾的道德问题等。实现了社会民生化，中国在国际上也能真正挺起胸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了。　　本次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概念，引起了西方，特别是日本的极大关注。朱建荣指出，日本带着有色眼镜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涵解读为“夺取海洋资源、扩张海洋实力”，这是片面的。事实上，走向海洋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步，也反映了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关注海洋问题的大趋势。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还应该进一步让国际社会全面了解其内含，并站在一定的道德高度上来寻求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迄今为止，海洋开发基本上是几个海洋大国的事，中国走海洋强国之路，不能走他们走过的老路。所以要像迄今20年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向发达国家争取权益一样，需要照顾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比如内陆国家、中小国家等，要做第三世界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的代表，而不是只为本国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消除世界海洋大国和强国的担心顾虑，把内含明确化、丰富化。　　归纳起来，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是否应该做好以下几点：1、代表大陆国家和海洋小国的利益，帮助弱势国家共同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2、妥善处理好各种既存的与新发生的海洋争端，与其他海洋国家共同建立解决海洋争端的新规则；3、参与制定包括北冰洋的开发在内的全球海洋开发利用的新规则等。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当然要有实力为后盾，但未必一定会发生军事摩擦，中国不仅要回避发生摩擦，也要在海洋问题上高举大旗、掌握话语权等，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环。　　朱建荣认为，展望未来十年，习李体制领导下的中国，对内重发展，对外重协调。中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将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已经与东盟实行了FTA，还要推进中日韩FTA，乃至建立整个东亚和亚太地区的FTA，前提必然以和谐为主。中国需要把“和谐世界论”进一步具体化。　　谈到当前备受关注的中日关系，朱建荣从大历史的长程视角做出了解读。他认为从大局出发观察，中日正处于百年来的大转型期，出现一些问题和一时紧张也在意料之中。自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较长时期内一直落后、受制于日本，日本国内舆论和社会心理则一直认为自己是亚洲老大。现在，亚洲老大的地位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和冲击，日本人的心态和观念正处于最痛苦的转变和适应期。日本看中国不顺眼是自然的，是被超越痛苦的激烈反应。同样，中国也处于转折期，要处理好各种问题。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越了日本，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态还没有完成相应的转变。中国人面对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日方挑起的问题容易发怒。怒气积压到一定程度，就会上街游行，而有小部分人就会借机砸东西，发泄各种不满。从学术分析角度来看，这种激烈反应仍是在心态上没有成为大国的表现，更多的是“受害者意识”的反映。中国民众今后需要展示成熟的大国国民心态，做有自信的负责任的大国国民。迄今，中国的发展之路总体上是走对了，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另一条路可以代替，所以中国要有政治自信，要有大国自信。100多年来，历史转了一个圆圈。在日本停滞、中国赶超的过程中，今天中日两条发展轨迹又交织在一起。但日本处于颓势，中国则涨势旺盛，所以中国不必对各种舆论调查说“日本人对华反感的比例又上升了”这类结果看得过重，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　　今年以来，中日因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期会持续多长时间？朱建荣提出再过5到6年，在2017-2018年之后会有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日本对华不满感情爆发的新触发点，如果中国的GDP成为日本的两倍，那么一个新的转折点就将到来。如果中国坚持国内建设和发展，社会问题得到平稳解决，中国的发展势头就不可改变，再有5-6年，中国的GDP将直追美国，经济规模会达到日本的两倍。届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但国际上还是更看重GDP总额。到那时候，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会有一个重新定义。目前，日本的外交战略主要是联合美国牵制中国。当中美平起平坐后，日本必须搞平衡，中日关系就会理顺。中日两国如果都是弱者或者都是强者的话，容易发生争执，但排定名次、尤其是拉开距离之后，双方的心态都会进一步调整到不那么情绪化的程度，那就不大会恶言相对了。　　从这样的大局来看钓鱼岛问题，目前的对抗现实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直以来，日本不断地做小动作建立有利于自己独占的框架，而中国在最近两年才意识到不仅要讲道理摆事实，更要在国际法的框架内伸张自我主张。日本推行“国有化”，迫使中国进行反制，也给了中国一个新的契机来重新梳理钓鱼岛问题。目前，不存在中国要全部夺取钓鱼岛，进而染指琉球群岛的问题，这不是事实，中国是在寻找新的平衡。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达到新的平衡，实际上对今后建立两国间的新型关系有利。中日两国现在需要重新梳理关系，但目的不是为了在钓鱼岛上争个水落石出。最后谈的结果是搁置起来也行，共同开发也行，关键是不能再使中国人有一种来自历史的屈辱感，而是要引导两国国民都来重视并维护中日关系的经济和外交大局。　　中日都是对地域和世界负有责任的大国，中日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有利于相互合作并引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期待两国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这个责任。日本媒体乃至学界、政府都对中国内政的大变化缺乏客观的认知，中国不是强权扩张的国家，但中国政府也要对国民有所交代。为了搬掉中日关系中的领土纠纷激化这块绊脚石，使中日关系达成新的平衡，必须找到双方都需要的体面的台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十八大对于日本客观了解中国提供了新契机，日本也马上要进行大选，期待着两国新一代领导人以大智慧和大局观来尽快找到走出关系困境的突破口。　　中文导报第928期 201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