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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志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摆脱两大陷阱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2-11-12 19:39:18 阅读人次:735 回复数:0)

  


  
编者按:中共十八大召开,完成党内领导体制的交接,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由“胡温十年”向“习李十年”转化。如何评价过去十年的经济成就?如何解读当前面临的发展陷阱?如何把握未来十年的发展之路?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先生接受《中文导报》专访,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关志雄指出:按照重工业比例的变化,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9年是重工业化阶段;1979年-1998年是离脱重工业化阶段;1998年至今是再次重工业化阶段。“胡温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再次重工业化”阶段完全重合,国家规模以上企业的重工业比例从60%上升到70%,达到历史新高。这相当于日本追求“重厚长大”产业的70年代。

  
从个别产业来看,中国经历了“纺织-家电-钢铁-汽车”这样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推移过程。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在2001年全年生产230万台,排名世界第八位,刚刚超过墨西哥,但到了2011年全年生产汽车1841万台,比美国和日本产量总和还要多,当仁不让地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粗钢产量从2001年中国产钢1.5亿吨上升到2011年的6.8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46%。在产业“再次重工业化”的牵引下,中国的GDP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011年的7.0万亿美元,人均GDP也从不足1000美元上升到超过5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说,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走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成就有目共睹。

  
不过,关志雄也指出,中国在走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中心的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和“体制转型”两大陷阱——这可能是今后十年必须解决的问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的复兴》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据该报告称,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暂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水平,就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等伴随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负面现象,经济也开始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就是典型。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一鼓作气赶超发达国家,今后的走向受到关注。

  
关志雄分析称,当前中国面临两大人口问题:1、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消失,这意味着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在日本这种情况出现在1960年代初期;2、从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之前进入下滑通道,即“人口红利”开始减少,在日本这种情况出现在1995年——两大拐点的出现在日本相差了35年,在中国却同时到来。迄今被认为取之不尽的丰富劳动力支撑了中国高速增长,然而随着接近充分就业阶段和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必然会下降。

  
关志雄介绍有关研究指出,外向型经济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初期外资导入,社会处于低收入阶段,其特点是在外资主导下从事单纯的加工、组装、缝纫等工作,比如现阶段的越南;2、零部件生产开始本地化,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特点是形成了零部件产业,但依然离不开外资主导,比如现阶段的泰国、马来西亚等;3、技能和技术实现本地化,社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其特点是学会了现代化的经营和技术,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比如现阶段的韩国、台湾等;4、拥有“创造性的破坏能力”,进入高收入阶段,其特点是拥有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能力,成为全球化的产业领袖,比如现阶段的美日欧。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产业集群”,从二进入三的关键词是“技术掌握”,从三跃进四的关键词是“自主创新”。目前的中国已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进,能否突破横亘其间的看不见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今后十年的中国是一大挑战。

  
关志雄指出,要想维持住高速增长,首先必须从粗放型增长(增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放)向集约型增长(提高生产率)转变。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当经济发展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政府政策的重点不再是创造就业,而是提高生产率。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不能再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靠自主创新,靠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次,中国自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后,经济社会的市场化转型非常快,但政府职能转型太慢,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近年更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为此,政府需要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其实质就是国企民营化,同时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回避“转型陷阱”。

  
作为正在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的交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部分干部腐败、环境恶化等问题,劳资争端和群体事件频繁发生,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过去十年打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旗帜,未来十年更是试金期。

  
如何摆脱“转型陷阱”?关志雄引用清华大学课题组的报告称,首先,不能动摇融入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因为拒绝世界主流文明,不仅是中国陷入“转型陷阱”的主要原因,也成为维护现有既得利益格局的借口;其次,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的腐败会削弱政府的威信和执政能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为突破口;其三,改革决策必须在政府顶层设计之下进行,不能像以往那样委托给各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在推进改革时,必须倾听人民意见,取得人民支持,同时必须以公平和正义为基本原则。

  
如果能够克服上述两个陷阱,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将继续上升。关志雄曾在2009年时在《中国第一》一书中预测中国会在2026年赶超美国,理由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取决于 “增长率差距”和“汇率”两大因素。假定中国GDP在201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为8%,2020年代为6%,2030年代为5%,而美国的平均增长率为2.5%,再加上人民币汇率每年上升2%,这样推算起来中国可能在2026年超过美国。但是就过去几年人民币升值速度来看,每年2%的涨幅计算显然偏低。按照新的数据计算,中国GDP总量很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最近由于中日关系恶化,很多日本企业重新考虑实施所谓“中国+1”战略,把部分对中国投资移向海外,而巴西、印度、俄罗斯新兴经济体作为新的被投资国备受关注。但关志雄指出这三国经济规模与中国相差甚远:去年中国的GDP总量相当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的总和的1.2倍,是巴西的2.9倍、印度的4.4倍、俄罗斯的3.9倍;中国的贸易规模是巴西、印度、俄罗斯总和的1.7倍。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总量(进出口合计),是对巴西、印度、俄罗斯贸易量总和的5倍。基于这些事实,这些国家不可能代替中国。所以,日本企业如果失去中国,后果难以想象。

  
中文导报 第927期 201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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