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镜

首页 >> 中日关系 >> 2010

	字体∶大中小
日本政界出现称羡中国体制声音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0-08-04 15:57:12 阅读人次:1449 回复数:0)
图为，7月28日，大阪府桥下彻府知事(右)和大阪市平松邦夫市长(左)在上海世博会参加推广活动，感受中国地方活力。　　8月2日，在众参两院处于深度扭曲的状态下，日本的临时国会开幕。在7月参议院选举执政民主党大败后，日本政治陷入“扭曲国会”的窘境；在不安定政治的拖累下，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没能走出“失去的20年”。　　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经济实力已经与日本比肩。近日，中国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明言宣称，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稳定的政治格局、制度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充满活力的地方分权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最近，日本社会在反思日本式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背后的陷阱的同时，来自政官财各界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注到中国，出现了一些称羡中国体制的声音。这一方面体现了混乱的日本政治和严格的行政指导带给世人很多焦虑和无奈，同时也显露出日本希望同中国在体制方面互相借鉴的愿望。　　一、政治家野田毅感叹中国政治稳定人才辈出　　社团法人日中协会在7月29日举行了年度会员总会。日中协会会长、自民党众议员、资深政治家野田毅先生在总会上演讲，分析了日本的政局变动和中日关系。他认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日本政治最大的危机，而中国的干部和人才培养机制值得日本学习。　　野田毅指出：当前日本政治的状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人才不在”。中国在政治干部和国家后备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体制化，足以给日本带来启示。日本的政权都是从选举中诞生的，在培养新生的政治人才方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方法，这导致当前的日本政局困难重重。　　他说，从2000年到2010年，日本在11年间举行了8次国政选举，还不包括各种补选，诞生了8位首相。在日前刚刚完成交接的宫本雄二出任驻中国大使的短短4年半时间里，日本就换了六位首相。而中国从2002年到2012年，胡温政权一以贯之，相当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长期性政权的政策展望，政治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赢得下一次选举，各政党都是为了胜选而推举候选人，发掘不出真正的人才。日本的政权一直处于变动中，使得日中、日美高层对话和交流无法进入到长期性和战略性层面。许多重要的战略话题都把日本排斥在外，基本上是美中决定了，日本跟随而已。这使得日本在经济以外的政治、外交、安保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他认为，日本的政治和选举应该回到以政策为中心来重新组合的时代，在人才培养的制度化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二、大阪府桥下知事感受中国地方政治活力　　今年是上海与大阪缔结友好城市30周年。7月27日，大阪府知事桥下彻率领500人的世博会观博团由大阪出发，到上海参加世博会大阪日活动。桥下一行参观了首次亮相大阪馆的“通天阁机器人”，参加了大阪馆举行的各种特色活动。桥下知事自豪地说：大阪馆战胜了日本馆。　　7月31日，回到日本的桥下彻知事回顾5天4夜的访中视察活动，深有感触地说：“我深切感受到中国政治能量之大。中国才是彻底的地方分权，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裁定自立运营的。”他再次强调，日本应该向地方自治体转移权限。　　7月31日，桥下还视察了北京市内的“798艺术区”。他说：“对特定团体不提供补助金，只提供活动场所的798艺术区，就是我在脑海中所描绘的文化行政的理想。”他表示这将成为今后运营大阪府政的参考。他认为，中国正在充分发挥政治的能量，由中央政府决定大计方针，然后由地方政府自立自主，这种结构日本不能借鉴吗? 　　位于北京东北角的“798艺术区”，是以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厂命名的艺术区。从2001年开始，自由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他们以艺术家的眼光，充分利用原有厂房的风格（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稍作装修和修饰，变成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艺术家和文化机构进驻后，成规模地租用和改造空置厂房，逐渐发展成为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公司、餐饮酒吧等各种空间的聚合，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SOHO式艺术聚落” 和“LOFT生活方式”，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目前，已经有近200家文化艺术机构进入此区域。　　2003年，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2003年，北京首度入选《新闻周刊》年度12大世界城市；2004年，北京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的世界有发展性20个城市之一，入选理由都是798艺术区。　　桥下知事看到了由国家提供空间，民间发挥才智，在不接受行政援助和行政限制的艺术活动空间中产生出巨大的文化效果与精神潜力，印证着他的放权让利的自治理想，对中国的地方活力给出了发自内心的高度赞赏。　　三、经济学者竹中平藏赞赏中国地方财税权　　近年来，日本各届政权虽然强调地方分权，但现状是国家收缴了全国60%的税金，只使用40%；地方收交40%的税金，却使用60%，不足的20%部分由国家以补助金和交付金的形式填补。国家出了钱,地方政府在财源、权限、人员的设置和运用上都受到很大限制。桥下彻知事上任以后，提出合并大阪府和大阪市，希望建立大自治体，以实现中央政府对财源、权限、人事权的彻底转移，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　　中国从1978年开始，以建立特区制度为实验平台，30年来地方自治不断扩大， “行政松绑” 不断推进。日本原首相小泉提倡构造改革，实行“规制缓和”，就从中国借用了“特区”的名字和做法。小泉以后的各届政府纷纷对小泉改革进行清算和复辟，民主党政权也主张建立中央“大政府”，因此地方分权推进艰难。但中国推广特区经验，地方分权不断进展，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甚至拥有了财政征税权等。中央在经济建设上，相较行政干涉更重视市场规律，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和财源都比日本更加宽松。　　小泉内阁的经济和金融担当大臣、著名经济学专家竹中平藏认为：地方能做的事就任地方来做，民间能做的事就由民间来做。这件事上，中国做得很好。　　今年6月，日本著名评论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朗主持了竹中平藏与原财务官榊原英资的对谈。田原总一朗问：所谓 “竹中型”，就是分配上的小政府，“地方能做的事就任地方来做，民间能做的事就任民间来做”，这一部可以叫做“美国方式”吗? 竹中平藏回答说：这样说来，中国也是这样的，可以说是“中国型”。　　竹中对中国的人材培养和使用也很羡慕。他说：在各种世界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叫朱民的，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0年，然后突然回到中国，当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副总裁(相当于日本的日银)。无论从英语还是思维方式上看，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美国人，中国能够很好地使用这样的人材。日本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材，只是不予使用，稍微讲点英语，就被斥责为“美国原理主义者”，令人感到遗憾。　　资料附录：　　中国的人才培养已经制度化　　近日，中国官员也在东京都内的中日关系交流会合中，讲解了中国的干部和人才培养制度，颇可为日本的称羡说提供注脚。　　据介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背后的推手和动力是政治改革。人才培养制度的形成，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成果。中国政治的中枢是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其构成人员的选拔已经制度化。中国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了“雁型阵容”，权力接棒和人才考察都已进入有序阶段。　　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讲究“出将入相”，现在可解释为既有中央部门工作履历，又有地方行政工作经验，这样的干部才有可能更上层楼。中国地方政治体制由书记和省长双领导构成：省长管预算和行政运营，书记管人事和政治方向。第三梯队人才需要有以上两方面的履历和经验积累，才有可能得到提拔。否则，无论是“团派”出身，还是所谓“太子党”，都进不了下一世代领导集体的预备队。　　除了以上的履历积累以外，中国的政治后备人才还需要能力积累。比如，在任期间，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受到关注。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解决特大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中展现了什么手腕，发挥了怎样作用，表现出什么样的危机管理意识和能力，都受到重视。　　中国政治接班过程中的元老指定或推荐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的干部和人才需要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成长。安定的人才梯队将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在今后30年继续稳定发展。　　中文导报818期 201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