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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白西绅一郎理事长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7-10-16 01:30:09 阅读人次:186 回复数:0)

  

  
著名日中关系人士、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10月7在大阪出差期间于晚间在酒店内不幸去世,享年七十有七,令人扼腕痛心。

  
我在数日前刚与白西老爷子见过面,还合影留念,骤然听闻噩耗,愕然哑然,抚今追往,泫然欲涕,整个晚上人都不好了,仿佛脑子被掏空,有些胸闷气短的感觉。

  
白西绅一郎倒在了中日交流的第一线,白天还在为大型活动剪彩,晚上却猝然辞世,这让我想起了1962年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欢迎酒会上倒地的往事。

  
当年胡适即兴演讲,前一分钟还在夸奖女弟子吴健雄,后一分钟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倒地,与世长辞。后来,适之先生的私淑弟子张爱玲撰文回顾称,“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她还写道:“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现在,我也有了相似的感受:白西绅一郎和胡适一样,最后都倒在自己的战场上践行了人生,堪称真的猛士;他们都以果断而干脆的方式离世,没有受苦,更没有给他人添麻烦,可谓宅心仁厚。

  
10月15日,家人和友人在白西绅一郎的家乡广岛举行了私密的家族葬。在此前后一周里,列岛沉浸在连绵阴雨中,让人与天同悲,不能自已。白西先生魂归故里,故友焚烛,中日举悲。我相信这一刻从日本到中国,很多人都在遥寄哀思,开始慢慢有了白西绅一郎永远离开我们的真实感受。

  
一、白西先生投身日中交流事业前史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有一批在邦交恢复之前就投身民间外交、迄今依然活跃在交流第一线的友人——他们是中日友好的实践者,是中日关系的见证人,更是中日历史的缩影。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平凡而伟大。麦克阿瑟说过:“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的理解是,白西先生不幸去世,他的生命虽然凋零了,但是他一生践行中日友好的伟大精神永远不死。

  
从1967年至今,白西绅一郎从事日中关系和日中交流50年,时人无出其右。许多人都公认,白西先生是最懂日中关系并直言无讳的人,是最热衷日中交流并身体力行的人,是日本唯一把日中友好作为终生职业的人。白西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在日华人的知心人,也是《中文导报》的良师益友。

  
1940年6月26日,白西绅一郎出生在日本中国地区的广岛市,家里原有酿酒作坊“贺茂福”。1945年,广岛惨遭原子弹袭击,家里的酿酒坊化为灰烬,年幼的白西绅一郎也成为千百万原爆受害者之一。白西一生喜欢喝酒,酒量了得,这与他的“酒屋”出身不无关联。多年来, 被问到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有情有缘,白西都会开玩似地说:我出生在中国地区,从小看中国新闻、使中国电力、用中国银行,“中国”概念深入内心,所以长大后与中国打交道搞交流,没有任何不适应的违和感。

  
即便如此,白西真正对中国感兴趣,实源于高校时期的世界史恩师藤井千之助先生的感化。1960年,白西入读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同时成为了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本部会员。多年以后,在为高校的《六十花甲论文集》写的文章中,白西回忆道,大学一年级春天,结识一位来自京都的同年级华侨学生,后来成为40余年的好友。当时,那位同学谈到广岛原爆时说,“日本对别人做了什么,别人也会这样对待日本”。所谓“以牙还牙”的说法,让年轻的白西受到巨大震动。他反思称,广岛在19世纪末开始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本土和台湾的陆军据点,广岛附近的吴市更是海军基地,中国人对受核爆之害的广岛持以同情之余,一定也会抱有更强烈的“因果报应”的信念。

  
如果说,藤井恩师的感化把白西带到了中国的入口处,那么华侨同学的话语使白西找到了理解并进入中国之门。多年来,源自《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成为了白西的座右铭,也成为他从事日中交流半个世纪的行为准则。

  
大学一年级,白西绅一郎就积极组织了“中日研究会”,还投身到反对“大学管理法”的学生运动。1965年大学毕业后,白西从事国际问题评论活动。1967年,白西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国贸促时任总裁是原首相石桥湛山);5月,在天津举办日本科学机器展,年轻的白西作为事务局成员首次访中,走访了北京、天津、延安等地。

  
1970年 ,白西绅一郎离开国贸促,师从冈崎嘉平太先生,协助筹备日中协会的成立工作。1975年,日中协会正式成立,白西出任干事;1981年日中协会改组为社团法人,由茅诚司出任首任会长,白西先后担任过日中协会的事务局长、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等职,历经茅诚司、向坊隆、野田毅三任会长。作为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日中协会为促进日中交流,尤其是沟通日中政治外交关系,做出了可贵贡献。白西绅一郎,无疑是日中协会最重要的“看板”之一。 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包揽了协会的所有日常工作,凝聚了数百家企业会员和数百位个人会员的往来和交流。

  
二、那一年,我与白西先生初相识

  
我与白西绅一郎先生相识于1998年初,已是上个世纪的往事了。时年,我29岁,白西58岁,年纪翻我一倍,俨然已是父辈。近20年来的君子之交和忘年之交,白西先生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1998年初,我到中文导报社工作。报社按线采访,中日友好团体和华人社团等由我担当。与如今的社群沸腾、信息爆炸相比,那是一段相对平静而从容的岁月,也是能够耐心采访、悉心写作的新闻从业期。

  
当年,华文媒体草创不久,除了消息摘编外,开始挖掘华人原创新闻,希望联系日本主流社会。没有人脉、没有关系网、没有新闻线索,怎么办?只有下死工夫、用笨办法。我拿着一张日中友好七团体的名单,挨个打电话去联系,一家一家地跑事务局,上门拜访送名片,建立起联系。

  
日中友好七团体的会长们都是大人物,日常不易见到,但我与从事社团运营的理事长和事务局长们,大都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日中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中田庆雄理事长和片寄浩纪专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的村冈久平理事长和酒井诚事务局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常务理事、日中友好会馆的村上立躬理事长、日中协会的白西绅一郎事务局长(2000年担任理事长),还有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义郎事务所的朋友们。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批或已经故去,或仍然健在的友人,都是在1972年中日复交之前就投身友好事业的老朋友,大都是日中友好七团体的创会成员,他们参与并见证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日友好的历史。我能够与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交集,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友人,是我一生的荣幸和财富。这其中,我第一个打通电话、第一个上门拜访的,就是白西绅一郎先生。

  
日中协会的事务局设在日中友好会馆三楼。20年来,从饭田桥车站到会馆的路,我走了不知多少回,也和白西先生一起进出了很多次,如今再来却见不到故人了,备感落寞伤神。

  
当年,我第一次来到日中协会事务局,房间不大,里面堆满了各种资料和纪念品,仅门口有两个小沙发和一个茶几,用来招待客人。白西先生一个人坐在资料堆里,伏案工作,见到我来了就说“你先坐一会儿”,然后继续专注工作,仿佛来客并不存在。

  
我第一次上门见日本人,等了近一个小时,不知是该打招呼提醒他,还是找借口先走为好,非常局促不安。我暗下决心,今天你不接见,我就不走了。后来,白西做完案头工作,才走过来坐在我对面,亲自到了一杯茶,显出慈祥的模样。

  
我先用稚拙的日语做了自我介绍,也不知他听懂了没有。白西问我哪里出身,在中国哪所学校毕业?

  
我自报家门:来自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白西欣喜地说:日中协会与复旦大学关系很深,我们还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叫“纪念茅诚司奖学金”。

  
我说,我就是首届“纪念茅诚司奖学金”的获奖者。

  
白西说,“很巧吗,你等一等,我这里有历届获奖学生的名单,查一下。”然后,他真的从厚厚的资料堆里翻出一部名册,找出了1989-90学年的获奖名单,看到了第一个名字就是我。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以“11”为序号,是排名第一的系科,所以中文系学生位列获奖名单之首是不足为奇的。不过,白西先生显然非常高兴,他说“在日中协会遇到了排名第一的获奖者,颇有缘分,你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好青年,也算是日中协会培养的友好新人”。后来,早在5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前辈、已故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长中田庆雄先生也曾对我说“你是一个好青年”。我想,“好青年”应该是日本人能够不吝给予的最好评价吧。

  
有关日中协会与复旦大学的深厚关系,需要说明一下。社团法人日中协会的首任会长是原东大校长、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而复旦大学校长、一代数学大师苏步青于上个世纪20年代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时,就与茅诚司同住一个公寓,结成了莫逆之交,茅诚司还是苏步青与松本米子夫人的介绍人。1955年以后,茅诚司多次访问中国,特别是他担任日中协会会长后,与苏步青和复旦大学交流频繁。1983年,茅诚司获得复旦大学名誉教授称号,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授予外国人的荣誉。1988年,茅诚司去世后,由日中协会出资,在复旦大学设立了“纪念茅诚司奖学金”,奖励勤奋笃学的有志学生。当时,身为日中协会事务局长的白西先生全程操办了这一合作事项,深知内里。

  
当年,来自社会的公共奖学金还属凤毛麟角,复旦大学在校内奖学金以外,在1990年还颁发了两个奖学金:“宝钢奖学金”(理科生,1000RMB)和“纪念茅诚司奖学金”(文科生,600RMB)。与校内奖学金(一等奖:120元;二等奖:80元;三等奖:50元)相比,以上两个校外奖学金算是“大金”了。据我了解,当时日中协会每年从会费中出资40万日元,约合3-4万人民币,用来奖励学生。“纪念茅诚司奖学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惠及了不少青年学子,培养了友好后来人。

  
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办学资金日渐充裕,奖学金来源不断扩大,“纪念茅诚司奖学金”可能在新世纪告一段落了。但是,日中协会的首创之举和白西绅一郎为此付出的辛劳是不能忘记的,这个奖学金拉近了我与白西先生的距离,我也很自然地成为了日中协会的会员。

  
如果说白西先生与我相识近20年,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那是我附丽高攀了。我不知道白西先生是否把我当做门下弟子,而我则一直视其为师长,不时向他请教,有关中日关系,有关在日生活,有关人生商谈之种种。

  
三、白西绅一郎是中日关系真正的解人

  
白西绅一郎最懂中日关系,是中日关系真正的解人,也是我长年报道中日关系的导师。

  
当初我连“白西”这个姓氏的日语怎么念都不知道,就闯进了日中协会,如今想来太冒失了,不过白西不以为杵。那时候,我只了解对日本人叫“某某桑”,算是有礼貌的称呼。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直呼“白西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这样称呼,竟至于习惯成自然,改不了口了。

  
日后,我看到很多中日名人都称呼他为“白西先生”,或尊称他为“白西理事长”,才认识到他在中日关系领域辈份长、地位高,广受尊敬。不过,他一直接纳并包容我这个无知无畏的年轻人,直到他生前数日的最后一次见面,我脱口而出的还是“白西桑”,在他面前失礼了一辈子。

  
白西绅一郎是中日关系的通人和解人,50年如一日不做二选。我的理解是,对于白西先生而言,中日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中日关系,就是必须坚守两国关系的历史原则、政治基础、和平方式、友好精神,他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几十年来从不动摇,我也听得耳熟能详。为此,他在日本被称为“畏友”,在中国则是“诤友”。

  
狭义的中日关系,即指白西先生是中日人物关系的活字典,是中日社团交流的活化石,是通晓中日关系的一流专家。白西人缘好,人脉广,一直被认为是在中日两国从上到下无所不通的人物 。在中国,他受到了自毛泽东、周恩来以来所有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屡次当面陈诉意见并握手合影留念;在日本,他与多位首相交谊深厚,经常与细川护熙、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等各位前首相交换意见。白西本人堪称是日中关系网的最大结点之一,也是始终活跃在日中交流界的跨越了好几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作为外务省外围社团的日中协会属于田中•大平派,白西绅一郎与外务省历任中国课课长、历任驻中国大使关系深厚,他是外务省中国组(CHINA

  
SCHOOL)的关照人,也是日中交流的牵线人和架桥者。日本驻中国大使新旧交替,日中协会都会主办欢迎送会。不止一位驻华大使告诉我,白西先生托付的事情,都会认真去办。落语家林家木久藏喜爱拉面,自称“拉面党”。1982年,“拉面党”们突发雄心,准备到中国开办拉面店,他们为此找到了退任首相田中角荣,希望他帮忙。田中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去找白西绅一郎──白西的人缘和人脉可见一斑。不过白西付之一笑说:“我只是在日中关系领域干得时间长一点而已。”

  
在我经常去见白西先生的日子里,他总是一个人忙忙碌碌,或编辑《日中月报》,或接听各方面的电话,有时候两部电话同时响起,此起彼伏。老式传真机一直在哒哒地出纸,24小时接受时事通讯社的即时新闻,听起来像是办公室的背景音乐。我与他有了默契,每次都先打个招呼,然后就坐在门口的小沙发上,他做他的事,我看我的书,从不打扰他。有时,他会让我帮忙接个电话、找份资料,或是出去买点东西,犹如指派一名事务员,我也非常乐意为他做点滴小事。他总是做完手头的工作才来接受我的访问,对于日中关系的人和事如数家珍,而每次都不会让我失望的。

  
在日中协会的事务局里,装挂着许多纪念合影和名人题字,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令人缅怀的气息。比如,在邦交恢复前的1972年9月29日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日中共同声明》签署前在北京迎宾馆写下了感叹历史盛衰的诗句:“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凡如梦”;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1997年12月写下了“日中友好尽终身”的誓言;已故日中协会会长向坊隆要求“反求之已”;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则手书“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互利双赢,世代友好;和平发展,共振亚洲”,与日中协会和白西共勉。

  
我去日中协会采访大都直来直去,直奔主题。我等候白西的时候,偶尔抄录了以上这些题词,却没有成为一个有心人,询问更多的历史典故,了解更多的珍闻趣事,探寻并记录更多亲历者的见闻和感想。白西先生曾告诉我,从日中交流的历史来看,空海改变了日本的生活,雪舟改变了日本的艺术,田中角荣改变了日中政治关系,这三位是他最尊敬的日本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白西绅一郎可能是日中关系报道最大的消息源之一。有时候,我听到他在电话中回答问题,第二天就会有相同的内容以“日中关系人士”的名义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于此后我翻阅日本主流大报,仅凭内容和用词,都能猜出这条消息来自白西。白西是媒体的好朋友,对此我深有体会,也多有受益。印象比较深刻的采访有三次,有关外务省中国组的报道、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报道、鸠山由纪夫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报道。

  
2002年5月8日,朝鲜难民强闯日本驻沈阳总领馆被中国武警带走事件,迅速被炒作为中日之间的主权之争,也使得实际操盘日本对中外交的外务省中国组遭到国内政党人士攻击,陷入困境。

  
当时,白西在第一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批判了日本国内的这股逆风。他介绍称,1972年复交以后,有一批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从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并接受汉语培训,随后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和外务省中国课等处从事对中外交工作,这个职业官僚集团通称为China School,也就是中国组。日本驻中国大使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等都是代表。

  
白西表示,中国组人士对日中两国的历史和现实知己知彼,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能够比较准确把握日中关系的原点和底线。但在右翼和鹰派眼里,他们却成了日本对中软弱外交的替罪羊。沈阳总领馆事件牵累外务省中国组面临解体危机,对于日中关系是不利的。

  
白西的忧虑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强调政治挂帅,排斥职业官僚,中国组成员被边缘化。后来,野田政府对中日颇为敏感的钓鱼岛问题处理不当,落得一地鸡毛,也使中日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

  
2006年9月20日,战后世代政治家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9月26日出任内阁首相,第一次安倍政权诞生。就此,白西接受采访,向我讲解了他对内阁人事安排的理解,分析了安倍改善日中关系、实现日中首脑会谈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当时白西指出,新内阁成立后,安倍首相如何以适当的方式传递出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的信息以取得中方信任,应该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他尽快恢复日中首脑会谈的前提。

  
白西表示,小泉在任五年,日中关系失去了五年,安倍政权绝不能步其后尘,使日中关系陷入失去的十年。安倍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新内阁中也有多位战后世代的政治家。新生代应在认真学习历史的基础上再谈自己的见解,或发表所谓的历史观。他期待日中两国能签署第四个文件,其中应明确把日中关系从“友好协力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性互惠伙伴关系”。

  
安倍首相上任后,即于2006年10月8日首先出访北京,为改善日中政治关系开启了新契机。安倍访华期间,率先提出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想;2008年5月7日,胡锦涛国家主席访日期间,与福田康夫首相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白西的预见成为了事实,这表明他对日中关系的发展走势洞若观火,也说明他与日本对中关系决策层之间是有消息疏通渠道的。

  
2013年1月16、17日,日本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南京,于17日以私人身份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鸠山一行在纪念馆多处合十默哀,并种下银杏树——这是继自民党前首相海部俊树与社民党前首相村山富市之后,第三位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当时,第二次上台执政伊始的自民党安倍首相正在东南亚访问。鸠山的南京之行与之形成对照,经中日媒体报道,既突然又轰动。

  
我当时猜想,是什么原因导致鸠山突然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呢?当我看到新闻照片,在默悼的鸠山和夫人身后站着白西绅一郎,一切疑问和揣测都释怀了。后来,白西先生告诉我,是他建议并策划了鸠山的南京之行,以此表达日本人也有敢于面对事实的的另一种历史观。

  
其实,白西先生与南京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1986年5月16日,白西作为秘书长,跟随导师冈崎嘉平太(已故)和菊池善隆组建的“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追悼献植访中团”去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栽植三棵松柏,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绿色赎罪”之旅。迄今,这项活动连续开展了32年,共有1000多名日本友好人士自费到南京进行“绿色赎罪”,种植并成活了数万棵象征和平的友谊之树。

  
每年活动结束后,白西先生都会组织日本友人编写《绿色赎罪》小册子赠送给纪念馆,目前已经编写了31册。册子里讲历史故事、记录访中团心路历程,还有许多白西先生提供给日本人的常识和对日中关系的建言。白西先生曾多次送给我《绿色赎罪》,是手工编辑、扫描影印的小册子,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这项工作坚持了30年以上,殊为不易,既是延续了老师冈崎嘉平太的遗愿,也显示了白西心中有不动的信念。

  
近日在白西先生故去后,日中酒道协会的中日朋友们为白西会长举办了一次追思会,身为酒道协会顾问的鸠山由纪夫撰写了祭悼文。他写道:对我来说,白西是我们谈到中国这个大国时不可缺少的大先生,他不仅访问中国超过600次,而且把日中的历史镌刻在脑中,简直就是一部谈论过去、现在、未来的活字典。我们失去了白西这棵大树,犹如站在荒漠大野上备感孤立无助。感谢白西先生长年给予的指导,谨致冥福。

  
的确,以前每到年末我总会去日中协会找白西先生,请他总结一年里的日中关系;会去日中友协找酒井诚先生,向他请教一年来的民间交流;年初会去国贸促找中田庆雄先生,听他展望日中贸易新的目标。后来,中田去世了,酒井退休了,如今白西也走了,日中友好力量退潮了,日中关系乏善可陈了,日中报道不再是亮点了。万里西风也正长,真的非常寂寞。

  
四、一杆进洞是白西对自己的最大褒奖

  
白西绅一郎热衷打高尔夫,众所周知。他从壮年打到老年,从日本打到中国,从箱根湖畔达到了新疆的喀拉库勒湖,乐此不疲。高尔夫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趣味之一,也是他与各界名人要人交流的好场所。

  
2009年起,中文导报社与日本中华总商会共办“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迄今已是第九届了。我虽然自己不打球,但参与组织事务工作,与白西在高尔夫上有了交集。9年来,白西先生是“中日友好杯”最热情支持者、最忠实的参与者,每年都早早地自费报名;我请他在颁奖会上祝酒,他从来都是快诺的,即使自己遭遇了人生的大恙,他也没有对我爽过约。

  
2009年10月23日,首届“中日友好杯”开杆。当天,白西先生告诉我,上午安排了去医院检查身体,晚点儿到。下午两点左右,他一个人赶到球场,颇为疲惫。他说,上午去国立癌症中心检查,确认了大肠癌,不到2厘米,还能开刀切除,再大就不行了。他说:“我答应了干杯祝酒,就一定会来的。球赛结束后,我直接去成田机场,还要去中国出差。”

  
我在吃惊之余无言以对,只能问是否尽早住院、尽早手术比较好?白西说,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就要访问日本,有很多准备和协调工作要做,我与医院商量了,等访问结束后再做手术吧。那天的颁奖酒会结束后,我把白西送上去机场的车,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非常不安,隐隐作痛。

  
当年12月14日,习近平访日三天,为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剪彩,会晤了日本各界要人,拜会了天皇,出席了日中友好七团体举办的民间欢迎会等。在各个活动场合,我都见到白西先生的身影,里里外外忙碌着,脸上毫无病样。我除了问候以外,非常感慨象白西这样视中日关系重于生命的人真是太少了。对他来说,为中日关系奔忙,用行动促进中日友好,是工作,是使命,更是一种信仰。他一直坚持到中国访问团离开当晚,才住进医院动了手术。

  
白西先生确诊得病后,非常坦然。他对生死看得很透彻,在这期间也没有放下高尔夫。此后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亲笔信,记录了高尔夫生涯中首次一杆进洞的兴奋与快乐。

  
他在信中报捷称,“终于做到了,男69岁,在27年中首次一杆进洞。2009年11月22日(日)午前10时29分,千叶的 Eagle Lake Golf Club 第7洞,小雨。”在信中,他以“给自己一个褒奖”为题,向高尔夫好友们传达了告别之意。他写道:“业余选手白西,在即将入住筑地国立癌症中心中央病院之前,不知道是否还能生还,抑或是今生的告别。我怀着宫本武藏在严流岛决斗前同样的心情,挥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杆,仅此而已。以上,实况转播结束了,再见。”

  
我虽然不打球,但我能够体会白西先生此时此刻的心情——那是一次神一样的挥杆,是上天赐予的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又恰似人生的总结,达到了最高巅峰而了无遗憾。他愿以这种形式向大家告别,犹如樱花满开后的散落,充满了壮绝的意味。

  
12月入院后的手术非常顺利,白西度过了难关,安然出院。第二年元月伊始,在日中经济新年会上,我又碰到了白西,看到他动了手术后瘦得不行,颇为担心。但他说没事的,只是营养吸收跟不上,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他一如既往地出现在日中交流的现场,从没有缺席。之后,他的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继续活跃在各种活动中,也出现在高尔夫的球场上。

  
2011年10月底,他参加第四届“中日友好杯”时说:打球就像人生一样,打高尔夫也需要有个目标,我的梦想是打遍日本的有名球场。我现在72岁,还没有实现目标,能参加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也很好。我很喜欢高尔夫,打球时很快乐,但是如果不努力,握不好杆,就出不了好成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填词的《握杆歌》,这首歌的旋律是风靡昭和年代的美空云雀的名曲《苹果之歌》。我一拿起麦克风,就想唱:“紧握球杆,紧握球杆,大家一起握着球杆,一起打高尔夫,多么快乐!”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中国风险”其实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日本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之后的风险——这就是白西先生的高尔夫论,也是他的中日关系论。

  
白西先生77年的人生,是无忌和无常交织的人生。8年前,厄运曾向他招了一把手,但他以乐观和淡定与命运抗争,一路杠了过来;如今,在一切平稳如常而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却被死神撞了一下腰,被轻易地带走了。

  
今年,第九届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开杆在即,白西先生已经报了名。如今,名既在册,人已不在,我再也看不到他下场挥杆了,再也请不到他祝酒致辞了。悲莫悲乎生别离,昨天还相见如初,今天却天人永隔了。人生之痛,莫过于此。

  
五、一个无可救药的“中国中毒症”患者

  
白西绅一郎一生与中国结缘,无怨无悔,无条件无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白西虽然不说中文,但没人能否认他是一个中国通。许多人问他, 中国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他回答说,中国固然有美味如“佛跳墙”那样的中华料理,但中国真正的魅力还在于年轻人的聪敏才智和开放头脑,希望中国年轻人的智力财富不仅为中国服务,也能为世界所用。

  
2007年初,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时,我采访了白西,他曾自况为“中国中毒”、“走路中毒”、“高尔夫中毒”,也就是只认中国、喜欢散步、爱好打高尔夫。不过这个自画像是有隐情的,他嗜酒如命,应该再加一个“酒精中毒”。当时他告诉我,在报道中公开写“酒精中毒”影响不好,不如改为“走路中毒”吧(在日语中,走路与酒精发音近似),言谈间透露出白西式的幽默。

  
所谓“中国中毒”,即白西一生只与中国交往,不做二想。自1967年首次访中以来,白西在50年里只去过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截止2006年底,白西访中多达480次,这个纪录在他的生涯中延长超过了600次。当年,白西先生回忆道,自高校毕业离开故乡后,平均一年只回广岛三次,迄今不过126回,但出访中国却是心无旁骛地一走40年,非常人所能及。仅2006年,白西就因各种交流之需,频繁访中14回,令人吃惊。访中如家常便饭,白西对日中航线非常熟悉。他说,1967年首次访中需绕道香港,现在访中即使当天来回也有了可能。羽田-虹桥专线开通后更为便利,日中交流的速度真是一日千里。

  
2016年6月,一生访中600多次的白西以“不东”为题做了一本小册子,概括了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不东”遂成了他的人生照牌,“不东”的故事广为传播。他解释说,公元629年三藏法师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发誓不达印度就不东归大唐,极富气概。对于白西来说,“不东”就是永远不去日本以东的美国,一生只往西走去中国。他还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写了一个牌号“不东院殿释西行大绅居士”,不想一语成谶,竟至西行不归了。白西先生最后的旅程从东京到大阪,再从大阪回到故乡广岛,确实是一路向西的。白西的人生真正实践了“不东西行”的诺言,但冥冥中似乎有些不祥的征兆,了解“不东”内涵的朋友们不免感到丝丝悲凉之意。

  
所谓“走路中毒”,即白西不开车,喜欢走路,从来都是一个人步履匆匆。白西的人脉广、触角多,活动线路很大,经常利用公共交通,加上走路为主,他偶尔乘坐出租车,有时会捎带我一程。白西年轻时身强力壮,器宇轩昂,晚年腰背逐渐弯曲,走路时扶着一个小旅行箱,充当拐杖。白西曾告诉我,他不用拐杖是怕别人在电车上或在公共场合把他视为需要照顾的老人,而小旅行箱既可当拐杖使,也可当提包用,走累了还可以靠靠坐坐。我每次看着他拖着小旅行箱在各处奔忙的背影,总是感叹白西依然不服老,也默默祝愿他健康多福。

  
我的朋友,也是白西先生的好友汪先恩博士,2016年曾安排他到顺天堂医院做精密检查,没有发现癌症的复发和转移,他的腰疼不是肿瘤转移而是椎管狭窄出现硬化。按常理应该静养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年白西静不下来,反而变本加厉地频繁出没在中日交流和华人社会的各种活动中,生命不息,奔波不止,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交流洪流中。

  
有关这次猝死的原因,日中协会发表称是“虚血性心疾患”;也有朋友透露是低血糖昏迷与脑梗,主要是饮酒吃药加疲劳引起的。当天,白西参加交流活动喝了酒,回酒店后昏倒在浴室,再也没有醒来,可谓是一次意外。但偶然中隐藏着必然的蛛丝马迹,让人想到了他的好饮酒、爱走路等习惯,真是痛惜不已。

  
所谓“酒精中毒”,是指白西先生一生好酒,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白西好清酒,当水喝,更喜白酒,以干杯为敬,这是他长期与中国打交道养成的习惯。为了他的嗜好,我每年给他寄送“岁暮”礼品时,都是最大瓶的大吟酿,我估摸着他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喝完。

  
我不太会喝酒,所以跟白西在喝酒方面没有太多交流,对于他的精彩酒话不甚明了。多年前,我第一次鉴赏歌舞伎演出,就是白西带我去位于半藏门的国立剧场看的。初次接触歌舞伎,不知表里深浅,脸上平静,内心忐忑。我回头看看坐在旁边的白西,他竟然也昏昏然做假寐状。直到演出结束,在观众的鼓掌喝彩中,白西醒过来问我“看懂了吗”?我只得说,“大致的意思理解了”。白西说,“你有时间吗,我们去喝一杯吧”。说到喝酒,他显然很振奋,而我却大恐,只能推托晚上还有安排,落荒而走。这样,我与白西错失了首次交杯的机会。

  
有一年日中友好新年会后,白西兴致很高,带着两位老友和我去喝二次会。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从品川开到新桥,然后摸进了车站附近一家飘荡着昭和气息的小酒吧。妈妈桑经营了很多年,显然与白西很熟,那是属于走过同一年代、无需多说废话的熟。妈妈桑拿出保存的酒瓶,白西一杯一杯地喝,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讲些过去的事情,或互相开个玩笑,气氛轻松。我添列在旁,插不上嘴,只能伴着酒精和烟味去感受凝固在这个狭小空间里的年代气息。

  
对于我这个白西带来的小朋友,妈妈桑是很照顾的,问问中国的情况和上海的事情,不至于让我落单。白西喝着喝着,垂下头来,有些昏然,妈妈桑说不用管他,经常这样的,过一会儿就好了。后来白西醒过来说,我们走吧,再换个地方去喝三次会。我说“第二天还要上班,不能太晚了”,又一次落荒而逃了。那个三次会,白西是否喝断片了,不详,不过他倒在哪里就在哪里过夜,都是多年老友了,无妨。

  
我想,白西会有很多这样喝酒的地方,乘兴而来,尽兴而去,破门而入无需理由,呼啸而去也不用打招呼,晋人所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潇洒不过如此了——这是白西这样老酒徒的境界,也是他庶人生活的一面,我只有见识,学是学不会的。

  
白西出身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熟悉中国历史,尤其喜欢曹操,经常抄录曹操《短歌行》的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送给朋友。他曾回忆说,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恢复日中邦交,喝了茅台后问周恩来总理,很怀念年轻时喝过的杜康酒,无奈当时杜康酒停产了。近几年,白西先生在中国喝到了杜康酒,赞不绝口,他愿意继承田中角荣与周恩来的遗志,借田中角荣喜欢的杜康酒来化解日中关系的忧愁。

  
为此,他团结汇聚中日友好的同道们,于2016年12月在霞关的鳗兆店设立了“日中酒道协会”,邀请鸠山由纪夫为协会顾问,自己担任会长,支持借酒文化推动日中友好。可惜,酒道协会周年未济,中日友人却在鳗兆店为白西举行了追思会。自古“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对于白西而言,应该是“烈酒配名士”吧。白西先生最后喝酒晕倒而去了他界,但愿他是长醉不醒;朋友们在他的遗像前用烈酒为他送行,怎一个“悲”字了得。

  
十年前,白西告诉过我,在他的生活排名中,中国、妻子、高尔夫分列前三位,去年他为自己的“不东”人生结集的小册子里也是这样记载的,最喜好的喝酒暂时论外了。当年妻子问,为什么我排在第二位?白西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与中国相交60年,与妻子相交30年,与高尔夫相交18年。倾情一生,如此而已。

  
六、白西的日中关系论及其遗愿

  
白西是日中关系的前辈,作为日中协会的代表在1984年参加了3000日本青年访中活动。当年,胡锦涛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为中方接待总负责人,与日本各界建立了联系。2007年4月,胡锦涛国家主席亲自邀请当年访中的日本代表及其子女200人组团重访中国,白西认为“胡锦涛不忘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忘民间友好”,非常赞赏。

  
1994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同日本驻京记者交谈时透露,希望能与深刻了解日本政治的人士见面交流,显示出对日本的兴趣。得知这个消息后,白西带着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访问北京,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面并合影留影。2003年8月9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白西随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访中。在人民大会堂,白西向已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出示了老照片,胡锦涛一眼认出了早坂和白西等老朋友,记忆清晰,令人赞叹。

  
半个世纪以来,白西绅一郎亲身经历了日中关系各个时期,看尽零零总总各色人等。白西先生是坚持中日友好一生不动摇的著名友好人士,他秉持的志趣和风骨值得纪念,他坚持的日中关系论更值得记录。

  
白西认为,迄今为止的日中关系,都受国际局势影响而发生变化,比如1972年为对抗来自前苏联的威胁,2001年为对应全球性恐怖袭击,2006年为化解朝鲜核武危机,都成为日中迅速接近的契机。21世纪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能影响世界的日中关系,比如日中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共同向第三国投资、共同提供ODA等──日中携手,无所不能。

  
基于多年的经验,白西一直在日中关系中提倡“零、一、二、三、四”的数字概念:

  
所谓“零”,指影响两国合作的问题、伤害国民感情的冲突应降为“零”;

  
所谓“一”,指日中关系只有唯一的目标,那就是不断扩大相互友好交流;

  
所谓“二”,指日中关系应该妥善解决好两个问题,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所谓“三”,指日中关系必须遵循三个共同的政治文件,即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197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日中共 同宣言》;

  
所谓“四”,白西当年呼吁日中两国签署第四份书面文件,其中需明确记入四大要点:

  
1、明记日本感谢中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

  
2、明记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问题;

  
3、明记日中合作的目标是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和亚洲共同体;

  
4、明记日中关系从友好协力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性的互惠伙伴关系。

  
白西坚信,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了领土、海域、资源开发等问题,但只要牢记并实践“日中共同宣言”第19条所示,通过友好的协议方式来解决一切纷争,回避一切妨害、阻害两国友好关系的做法,那么日中关系就会前途无限。

  
在美国奥巴马政权确立重返亚太战略、把亚太地区定位成外交和军事战略重点后,白西曾揭露称:日本出于对日益增强的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心,正在协同美国采取共同步调。但是,日本政府对于一般国民,并没有明确告知日本自卫队在“日美同盟”体制笼罩下真实的存在状态,即自卫队事实上已经被编入美国陆海空军等组成的军事系统和战斗序列。当前,世界形势一日千里,如果日本继续拘泥于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轴心”,只能限制自我思考的自由,走向影响力低下一条道路。

  
对于日中关系,白西永远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导“求大同、存小异”。他分析道,对日本人来说,“求大同、舍小异”的说法古已有之。这句话,远则出自《徒然草》,近则出现在昭和26年10月24日出版的《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专栏,由此看来日本人比较喜欢“舍弃”;但对中国人而言,对“小异”不是“舍”而是“存”。著名的例子是,当年田中角荣总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最后磋商。所谓“日美安保条约”、“钓鱼岛问题”、“对中国家赔偿”等,都是大问题,但是周恩来总理认为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目标面前,这些都是“小异”,虽然无法“舍弃”,但是可以“存而不论”,留待以后摸索解决方法。由此,中日关系正常化交涉有了突破,这就是“政治判断的力量”。周总理之所以把“日美安保”看成“小异”,是因为正是“日美安保条约”约束日本无法离开美国,就像是封住魔瓶的盖子,有效防止了日本独自发展而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

  
回顾当年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让人钦佩。没有“求大同、存小异”的政治气魄,就不会有中日关系的今天。如果双方拘泥于“小异”,就会走向关系死结;如果着眼“大同”,中日关系才能豁然开朗。即使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今天,白西先生的分析和坚持依然掷地有声,让人回味无穷。显然,这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晚年的白西依然满怀一颗年轻的澎湃之心,他的日中关系论也从“我爱你”的恋人关系上升到了“我需要你”的夫妻关系,这个灵感来自于美少女天团AKB48的流行歌词“I want you;I need you;I love you”。他唱卡拉OK时经常会借歌发挥,指出日中关系不再是“我爱你”式的单纯和冲动,而应该是“我需要你”式的理性和成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成命运共同体。

  
确实,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80年代的友好蜜月期、90年代的利益共存期、00年代的政冷经热期、10年代的爬坡过坎期,但中日友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中日友好代代相传,不会受到间或出现的政治风雨摧折而动摇。中日友好展现了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胸襟和外交智慧,惠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白西绅一郎猝然倒下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无愧历史,后来者只有继续推进中日友好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七、尾声:为了忘却的纪念永不落幕

  
白西绅一郎的晚年是马不停蹄的,充实并快乐着。

  
近年来,白西绅一郎作为日中协会,甚至是日中友好团体的脸面,也是在日华人的知心人,频繁出现在众多交流活动中。特别是微信等社交媒体盛行以来,华侨华人呼朋引伴,交流活动风起云涌,白西老爷子不顾年老体乏,有求必应,几乎天天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中,或剪彩,或致辞,他那一句洪亮的“大家好”是标志性的问候,提振精神,活跃气氛,给人鼓舞。

  
时值国庆、中秋前后,迎来了又一波欢庆交流的高潮,白西总是乐呵呵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与很多人打个照面,谈几句家常,再平常不过了。所以,10月8日晚上传来白西去世的消息,让人措不及防,瞬间在华人朋友圈刷屏。一位日本友人的去世,能够在华人社会里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引致哀荣无数,我想白西绅一郎是第一人。

  
白西先生年过七七喜寿,因腰痛等身体日渐虚弱,但他总是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头和使命感,奔波在中日交流第一线。白西是有情有义之人,是有博爱有信义之人,他照顾过不少人,更帮助过许多人,他的帮助不是刻意地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不经意地显示在行动中,受其恩惠者,不言自明。借用汪先恩兄的话,“白西先生对酒有喜厌,而对人无好恶,始终以博爱的情怀,喜欢每一个接触的友人、中国人、中国留学生”。

  
在白西先生故去后数日,我收到了他在10月3日寄出的身前编印的最后一份《日中月报》,拿在手里,份量很重。过去,每逢岁末,白西都会在《日中月报》中列出日中协会的“故人名单”。这份名单与年俱增,其中不乏对日中关系有影响的历史人物。40年来,从先人、师长到朋辈,白西为其中的每一位做好了善后事宜,送别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如今白西自己也离去了,还有谁会续写故人名单?

  
过去,我到日中友好会馆采访活动,总会先去日中协会,与白西打个招呼,顺手把提包行李寄放在他那里。协会事务局里的资料经年累月,已经堆得满坑满谷,我站在门口与白西近在咫尺,走过去似乎要跨过高山大海。如今,白西远离我们而去了,协会门口还贴着他的电话号码和小贴士,而我即使愿意跨过高山大海,也永远见不到他了。

  
岁时近暮,睹物思人。忘年会来临了,再也见不到白西先生半偻的身影了;交流活动依然蓬勃,再也听不到他拼尽气力高喊“你们好”的问候了;高尔夫大会开杆了,绿茵场和颁奖会上永远少了一位主角;岁暮样单早早寄来了,我的大吟酿已无处寄送。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徒恨永离,逝彼路长。瞻仰弗及,徙倚彷徨”——借用魏晋时代的七贤之首、著名酒狂嵇康的感怀诗句,或可表达我对白西绅一郎逝去的哀思。也许,白西先生完成了现世的使命,摆脱了人间的俗务,回到了真正属于他的杜康的年代,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吧。

  
愿白西先生灵在上天,好酒狂饮,与鹤同唳,与竹同清,为中日关系守望万千,为中日友好祝福永远。

  
中文导报 第1164期 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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