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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日本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8-05-28 18:13:38 阅读人次:1230 回复数:0)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比谷松本楼设私宴欢迎访日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原因是看中了松本楼与中日近代史、尤其是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间的深厚因缘。日比谷松本楼与上野精养轩齐名,是日本著名的法式料理百年老店。福田宴请胡锦涛,使得松本楼的美味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起被重温。松本楼重现门庭若市的盛况,预约电话大量杀到,让店家应接不暇。

  
松本楼是孙中山与日本友人深厚情谊的历史见证。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孙中山无愧于最大的知日派领袖。孙中山先后创建了同盟会和国民党,第一代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等,都有留日经历,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同盟会和国民党由日本起家,中国近代革命的基础在日本,并非夸大其辞。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比如1895年,孙中山策动“广州起义”前,曾数次前往日本驻广州领事馆,请求日本方面提供武器援助;又如1911年,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他先紧急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甚至同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中就有著名的宫崎寅藏(滔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财政、银行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还任命不少日本人担任经济、法律、军事和政府各方面的顾问。这一切,都出于孙中山与日本人长年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信任。

  
松本屋现经营者的曾外祖父梅屋庄吉是孙中山的故友。1895年,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在香港相识,当时庄吉27岁,在香港开影楼;孙中山29岁,在海外搞革命。庄吉受感于孙中山的革命激情和满腔热血,答应为孙中山提供财政援助。此后,梅屋庄吉以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践这个诺言。梅屋庄吉回到日本后,设立了电影制作与发行公司,后与活动写真会社统合,成立了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日活),成为日本近代电影业的先驱。与孙中山相识30年,庄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近10亿日元的财政支援,按现在的货币价值计算,可能达2兆日元之巨。

  
1915年,孙中山经历了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在梅屋庄吉夫妇的全力帮助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梅屋宅邸举行了婚礼。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私人生活,孙中山都在日本获得了重新出发的可能。在庄吉的介绍下,孙中山夫妇多次在松本楼与日本各界名士相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足迹。松本楼现存的第一代雅马哈钢琴,就是宋庆龄的最爱。1925年孙中山病逝,梅屋庄吉在唁电中称孙中山“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先生去世,不仅使贵国前途未卜,更是日本之不幸”。作为一生的盟友,梅屋庄吉先后斥巨资铸造四座孙中山铜像,分别竖立于南京、广州、澳门等地,继续弘扬孙中山精神。1934年,梅屋庄吉倒在赶赴中国斡旋和平的火车上,去世。

  
孙中山在日本人脉之广,威望之高,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无出其右者。孙中山与日本的黑白两道、政官财商都有广泛联系。除梅屋庄吉外,他者如后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战前最大的右翼社团玄洋社发起人头山满、黑龙会成员浪人宫崎寅藏(滔天)等,被称为援助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三杰”,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好友。

  
宫崎家有三兄弟,大哥民藏,二哥弥藏,三弟寅藏。宫崎民藏对土地问题深有研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受其启发。辛亥革命时,民藏曾在上海租界的一间公寓里协助黄兴等革命党人保管资金、充任军需等。宫崎弥藏也是浪人,与孙中山非常投缘,欲加入革命党,惜不幸早逝,年仅三十。宫崎寅藏,又叫宫崎滔天,生性热情,于1897年在横滨与孙中山结识,彼此仰慕,展开笔谈。

  
宫崎滔天对孙中山的雄才大略和革命热情非常感佩。他说:“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亦当羞死。”宫崎滔天曾任同盟会日本委员,还多次协调过同盟会内部矛盾,深得孙中山信任。孙中山为梅屋庄吉题写了“天下为公”,为宫崎滔天题写了“推心置腹”,可见彼此关系非同一般。宫崎滔天曾著书《三十三年落花梦》,专门记叙孙中山的事迹,影响广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滔天在香港迎接孙中山归国,并陪同孙中山到南京,参加了临时政府成立典礼。

  
孙中山与日本的密切关系,还真接表现在名字上。孙中山,原名孙文,别号孙日新、孙逸仙等,最著名的当推孙中山了,而“孙中山“却是一个日本名字。孙文17岁在香港拔萃院读书时,取号“日新“,语出《大学》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1885年,孙文加入基督教洗礼时,就署名“孙日新”。本次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隈讲堂发表演讲时也提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典,不知是否受到孙中山又名“孙日新”的启发。

  
孙中山另有一别号称“孙逸仙“,其实是“孙日新“的谐音。这是他在香港中央学院读书时,由国文教师为他取的。孙文在港澳行医及旅欧期间,多用此名,为人熟悉。

  
孙中山的“中山“,其实是日文的姓,不是中文的名。孙文流亡日本时登记住宿,不便留下真名,他灵机一动想起路过一座挂名“中山“的府邸,遂自命为“中山“。在日本,中山是姓不是名,孙文遂在“中山“之后加一个“樵“字,从此“中山樵”便成了孙文的日本名。

  
宫崎寅藏在1902年写出了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日文书《三十三年落花梦》,后由留学日本的章士钊译成中文。但在翻译过程中,章士钊一时疏忽,把“孙文“与“中山樵“的中日两个姓连在一起,写成了“孙中山”。此书出版后,“孙中山“的大名流传开来,成为人所共知的伟人。所以说,“孙中山“之名源起日本,创造者为章士钊。

  
孙中山是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早年一直认为中国必须联合日本,黄种人才会有出头的日子。但他的联日思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最后才转向了“联俄联共”。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途经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是与日本打了一辈子交道、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知日派领袖的肺腑之言,也可以看作是孙中山对日本最后的期望和交待。他指出,东方文化是王道文化,讲究以理服人;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讲究压服制人。孙中山欲以东方的王道文化对抗西方的霸道文化,并希望日本“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勿做西方霸道的鹰犬”。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孙中山的担扰,也展示出中日携手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百年未竟之梦。

  
中文导报710期 200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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