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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是那个离中国最远的东夷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21-01-18 20:02:11 阅读人次:57 回复数:0)

  古代中国以中华思想著称,自我定位为“中国”而把周边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显示了中国古人认识天下、解读四方的典型方式。《韩非子·物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奠定了中央的概念。现代著名历史学者、已故旅日小说家陈舜臣认为,中华思想是文明主义的扩散,而不是血统主义的延续,诚哉斯言。

  
中国,即中央之国,也指国之中央。文明浓厚的地方为“华”,文明稀薄的区域为“夷”。传说上古圣君尧的手下有“四罪”,他把业绩差、好作乱的四名部下流放四方。据《史记》记载,怒触不周山的共工被流放到幽陵为北狄,介绍了共工的礶兜被驱逐至崇山成南蛮,作乱的三苗被移送至三危成西戎,治水失败的鲧被迁移到羽山变东夷。中华是“羽扇纶巾”的礼乐之邦,“文身断发”是蛮夷的风俗,文明开化程度是区别华夷身份的关键。

  
《孟子》有记载,与尧并称上古圣君的舜,就是东夷出身。在上古“四罪”中,古代中国对鲧和东夷是颇有好感的。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成为夏王朝的开山,即华夏民族的远祖。

  
关于东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论语•公冶长第五);又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第九)。孔子想表明心迹称,如果在中国大地上道义不行,我愿意乘船出海,去到原始简陋的九夷之地。所谓“九夷”,即指东方的九种蛮夷之地。黄侃的《论语义疏》解释称,九夷之一就是倭。

  
从古代中国的时空出发,四方是文明低下的区域,日本属于东夷,隔海相望,处于离文明中心最远的边缘。西汉《淮南子》相关记载称:“东方有君子国”。 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欲从大唐回日本,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其长序提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所谓“君子之风”的印象和记述源于《淮南子》。可见,中国读书人从这些古典中得到的印象,即东方的民族并不野蛮。在四周的非华夏圈中,东方的日本并不令人反感。

  
在古代与日本同属东夷圈的朝鲜,早在汉代就设置了乐浪郡,官员赴任、人口移住,与中国往来频繁。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是现实性的存在,缺乏梦想的要素,而遥远的日本才是梦幻的土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传说称,东海有蓬莱仙岛,那里有长生不老的灵草。在秦始皇的时代,诞生了徐福携带三千童男童女,乘船寻觅东方仙岛的故事,更加助长了对梦幻的憧憬。

  
在中国的史籍中,日本最早出现在《汉书 地理志》。记载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日本即倭,尚处于100多个国家分立的状态,定期向位于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派遣使者朝贡。《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了早期邪马台国及倭女王卑弥呼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邪马台国”是日本国家的起源。史称,东汉光武帝刘秀曾颁授“汉委奴国王”金印,魏明帝曹叡则颁赐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让当时孤悬海外的日本顿时有了不一样的心情:一曰喜不自胜;二曰有恃无恐。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中,几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值得一提。《隋书·东夷传》明确记载:“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余里,日出东方,升于扶余,故云日本。”大业三年(607),推古天皇遣使朝贡,据称使者是小野妹子,“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口气之大令隋炀帝颇为不悦。

  
又,唐玄宗天宝13年(754年)元旦,在大明宫摆宴举行新年拜贺仪式,日本的席次位于西第二位,在吐蕃之下。当时的日本使节大伴古麻吕表示抗议,最终席次调整为东第一位。虽然仅见于日本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自古就有争强好胜的自大性格。

  
1281年,元朝大军东征日本,遭遇“神风”而覆灭,日本史书称之为“元寇”。《元史》日本传记载,十万之众仅三人得还,不免夸张了;《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十存一二”,即十万之众,生还一、两万人。《元史》日本传称,元军为躲台风袭击而避难鹰岛,被日军扫荡击杀多数,还有两、三万人被俘。其中,蒙古、高丽、汉人皆杀之,而新附军则留作奴隶。所谓汉人,指华北出身的早期归顺元朝的汉军,而新附军则是刚刚灭亡不久的南宋的旧军队。

  
有分析指出,蒙元隔海东征日本,远征军的大半都是新附军,目的之一是消耗南宋降军并弃置海外。当时,日本对宋朝的文化是向往的,日本的基层社会也吸收了江南文明,所以对南宋旧军人网开一面。由此,数以万计来自江南的中国人被遣散到日本各地,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对日本人也有许多直观的感受和认识,可惜都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1591年,战国枭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欲出兵朝鲜,窥伺大明。当时在萨摩有一位名叫许仪后的中国人医师,知道此事后给故国发送了急报。许仪后早年被倭寇海盗挟持到日本,后成为岛津藩的伺医,因医术高明而深得信任。他经过调查后了解到日本出兵的秘密,秀吉的目标不仅是朝鲜,还有大明。许仪后心急如焚,给故国连写三通密信,其报告大约五千多字,分成了六部分详述了日本国情: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

  
报告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比真正爆发战争的日期只差一个月;报告也推测了日本的侵攻路线图:“翌春渡高丽,征辽东,取北京城”。许仪后还描述了他眼中的日本人:刑法刻剥,浮虚无实,大言壮语,嗜好饮酒,乘着酒兴而战,等等——这些与历代正史中的东夷传庶几相近,可见历经千百年,日本人本性不改。

  
当然,古代中国人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典出《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也是千年不变。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从来没有外国的存在,只有华夏的政权教化达不到、法律管不着的地方,视为“化外之地”(出自《唐律疏义·名例》),古代日本就是有君子风的化外之地。对此,中国皇帝可以给予册封,授予朝贡的资格。朝鲜接受了明朝的册封,面对丰臣秀吉大军的入侵,自然向宗主国大明请求援军,明朝派兵增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的朝贡制度,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接受了朝贡的宗主国,须以数倍的财物下赐回赠,这是上国的礼仪,也意味着朝贡对外族是一桩盈收很大的生意。明朝财力不足,原则上不再册封,某种意义上断了外夷的财路。明朝甚至认为,秀吉征伐高丽,与辽东满族的长年骚扰一样,是为了表达得不到册封的不满。虽然明军援朝携手高丽击败了日本军,但在秀吉出兵朝鲜50年后,大明终于亡于大清,也是传统天下观念的破产。然而,清朝依然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直到200年后被西方列强打破了国门,才被迫把册封关系改为国家关系,把朝贡制度变成了国际贸易。

  
明治维新的成功,推动日本从单方面学习中国的古典时代走向了近代化,并一变成为中国学习的近在身边的榜样。清国第一代驻日公使何如璋撰写《使东述略》开知日的滥觞。当时驻日一等秘书黄遵宪更是撰写了40卷的庞大的《日本国志》,近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8年,顾厚焜出版了《日本新政考》,是有关明治维新的专论;刘庆汾的《日本维新政治汇编》、程思培的《日本变法次第类考》相继问世,在中国掀起了维新的浪潮。

  
在中国版“百日维新”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等七君子被处极刑。此前,谭嗣同也曾想逃亡,并进入了日本公使馆。但他把自己的诗文和家书交给了同在公使馆内的梁启超,表示“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愿意成为第一个流血者”。谭嗣同还对梁启超告别称:“君为西乡,我做月照”,借用了日本的事典。

  
当时的中国维新人士热心研究明治维新,熟知日本的人物和事典。1858年,受到幕府追杀的西乡隆盛(南州)与友人、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月照和尚相约,在鹿儿岛的锦江湾投海自尽,后西乡被渔师救起,而月照命绝。西乡隆盛的《南洲遗训集》载有《月照上人十三回忌辰》诗云:“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回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明哭墓前。”

  
谭嗣同自比月照,把梁启超喻为西乡,明确了两人不同的责任分担。自古以来,日本人惯以引用中国的典故为荣,而谭嗣同引用日本的事典来说事儿十分罕见,说明日本的维新故事在中国深入人心,意味着中日从传统的华夷之辩走向了近代的国家关系——那个离中国最远的东夷之国走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中文导报 第1225期 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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