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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小说家的军医不是好学者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20-12-06 23:36:36 阅读人次:363 回复数:0)
先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表达一下我的感受：不想当小说家的军医不是好学者。说谁呢？我指的是森鸥外，日本明治时代与夏目漱石并称“一时瑜亮”的文豪——当然，森鸥外并不止于文豪。　　明治维新的日本形成“文明开化”风潮，迎来了启蒙时代；又推行“王政复古”、“脱亚入欧”，开启了群星璀璨的东洋文艺复兴。森鸥外一生横跨明治-大正时期，就是明治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他不仅身份显赫、地位崇高，更是具有百科全书倾向的知识界代表，百年一人。　　森鸥外(1862-1922)，原名森林太郎，是岛根县津和野町的藩医森家长子。6岁开始学汉学，8岁学兰学，9岁随父亲上京学德语，13岁入学东京医学校预科。188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入职东京陆军医院，此后受陆军省派遣赴德国留学四年，取得医学博士、文学博士，堪为真正的学霸。　　森鸥外是明治-大正时代的著名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还历任陆军军医总监(中将)，高级官僚(一等)，帝国美术院的第一任院长(现日本艺术院)，帝室博物馆总长(现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宫内省图书头(即图书寮的长官，负责管理编制皇族档案等)。享有从二位、勋一等、功三级的勋位，授勋一等旭日大勋章。森鸥外在60年的生涯中，跨界到诸多知识领域，尤其在他涉猎的各个领域都做到了顶级水平或最高职位，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真正感到恐怖的地方。　　与森鸥外同为享年60岁的跨界诗人、文人、画家、医者木下杢太郎(1885-1945)有评述称：“在文学与自然科学、和汉的古典与泰西的新思潮、艺术家的感性与纯吏的实直之间，在这些复杂的调带的两极，鸥外都做得很成功”，实属感同身受的确评。　　年轻时候的森鸥外立志做一名学者，曾把赴德国国费留学作为目标。成为陆军军医后，鸥外勤奋钻研，全面调查研究了普鲁士王国的陆军卫生制度，整理出《医学全书稿本》。1884年(明治17年)，鸥外获得国费留学德国，去调查和研究卫生学。他游历德国各地，意气风发，留下了勤奋研究和倾心文艺的青春形象。1888年(明治21)鸥外回国，开始了做军医与写小说双管齐下两不误的职业生涯。　　森鸥外的主业是军医，先后以军医部长的身份参加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曾任职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在明治40年（1907年10月）升任最高军阶的陆军军医总监（中将军衔），就任执掌人事权的最高职务陆军省医务局长，攀上了职业军人的顶峰。　　在文艺创作方面，早年森鸥外受到德国留学经历和西洋文艺气息的影响，回国后创作了被称为德国三部曲的初期作品《舞姬》、《泡沫日记》、《信使》，一出手就蜚声文坛。1892年～1901年，森鸥外耗时十年，将丹麦作家安徒生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由德语翻译成日语并出版。鸥外的译笔高古典雅，被评为“超越原作的翻译”。在参与了一系列繁忙军务之后，森鸥外在明治后期回到日本，相隔15年重返文坛，1909年后接连创作了小说《半日》、《性欲生活》、《青年》、《雁》等代表著作。他在自家主办的“观潮楼歌会”，为诗坛革命投石。鸥外在晚年受到乃木希典陆军大将殉死明治天皇的影响而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从《阿部一族》、《山椒大夫》、《高濑舟》到史传《涉江抽斋》，寄托了对近代化的反思和对理想的追求。森鸥外是与夏目漱石齐名的明治文豪，1916年1月还发表了小说《寒山拾得》。　　我猜想，尽管职业生涯成就斐然，创作成就历历在目，但森鸥外的毕生志向可能不是军医，也不满足于小说家，而想成为一名能够奉仕于皇室的学者，他最终得偿如愿并为此鞠躬尽瘁了。森鸥外在1916年4月13日辞去了陆军军医总监兼陆军省医务局长要职，却在一年零八个月后的1917年12月25日复归官职，被任命为宫内省帝室博物馆总长兼图书头。当时，鸥外刚在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开始连载历史小说《北条霞亭》，却在复归官职的第二天毅然中断了连载，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那就是为皇室编撰《帝谥考》和《元号考》。对此，鸥外倾情投入，奉献了毕生学问，也耗尽了全部心血。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日本称“元号”，中国叫“年号”。日本天皇的元号即现世年号，谥号是死后追认的名号。天皇在世，称为今上天皇；天皇崩御后，称为大行天皇(先帝)，直到四周后获赠谥号。明治天皇崩御后四周，即在大正元年8月27日，正式把元号“明治”追认为“谥号”，同时也落实了“一世一元”制度。此前，日本天皇实行“一世多元”制，即一位天皇在世期间可以多次改元，使用多个元号，比如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在弘化三年(1846)即位，在位20年间就使用了弘化、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等七个元号。近代以来，从明治、大正、昭和到平成，“天皇崩御-国家改元-新天皇即位”是三位一体的国家最高行事。直到2019年，日本在世的平成天皇实现了“身前退位”，近代天皇制下的三位一体首次出现了分离，这项改革虽有平成天皇的英明，终究还是时代要求使然。　　我现在浏览一册《元号通览》，乃森鸥外自称平生最大著述的《元号考》的改题之作，编入了讲谈社学术文库。日本天皇虽万世一系，而皇朝纪年却纷繁复杂，颇有整理编撰的需要，这为晚年森鸥外提供了展露毕生才学和为皇室奉忠的机会。有一位叫猪瀬直树的作家，曾受石原慎太郎指名为后继者，并以日本选举史上最多的个人得票数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却因不明借钱事件而黯然下台。不过他为《元号通览》写了解说，比他做政治家要到位得多。猪瀬推荐称，留存至今的元号是唯有日本还在使用的纪年法，文豪鸥外在晚年燃尽了执念而成此书，可以让读者对日本延续1300多年的元号纪年史一望而知，堪称了解日本元号深层奥秘的一册书。　　在小说家和军医之外，森鸥外如何做好一名学者？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我感觉得到，鸥外的博闻强记和禀赋才学在晚年编著的《帝谥考》和《元号考》中毕露无遗，这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呕心沥血之作。《帝谥考》分上下两篇，考证了历代天皇谥号的出典。据鸥外的末弟森润三郎回忆，鸥外担任图书头的时候，图书寮对是否要编辑帝谥考犹豫不决，鸥外上任后马上拍板决定着手编辑。鸥外按照“天皇追号的种类”、“汉风谥”、“本朝之汉风谥”、“国风谥”、“谥之停废”、“院号及後号”、“天皇号”等项目，对谥号的分类和沿革做了考证，全书完成耗时一年半。《帝谥考》由宫内省图书寮在大正十年(1921)三月刊行，限定版100部。在此前一年，鸥外已着手下一部著述《元号考》了。《元号考》对大化以来直到明治为止的244个日本元号的出典做出了详细考证，鸥外罹患肺结核去世数日前，仍在不断加笔修改，临终遗嘱托付给图书寮编修官吉田赠藏补完全篇。　　元号(年号)，曾经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被普遍使用，对于王朝的重要性，非汉语国家不能理解。如何选定元号呢？在昭和改元之际，当时的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曾经向吉田增藏提出了五项原则：1、元号与本邦以前的称呼，与支那、朝鲜、南诏、交趾等的年号，及其帝王、后妃、人臣的谥号、名字，以及宫殿、土地的名称等都不能重复；2、元号应该成为足以表征国家一大理想的名号；3、元号应该有古典的出处，字面雅驯，意义深长；4、元号在称呼上应该音阶调和；5、元号在字面上应该简单平易。事实上，森鸥外生活的明治和大正时代，两个元号都不是日本独有：南诏曾经用过明治的年号，安南曾经用过大正的年号——这种失误和无奈让森鸥外耿耿于怀，并痛感完整梳理自大化以来日本历代元号和所有备选元号的必要性。　　晚年森鸥外为了编撰《元号考》，在如山的汉籍故纸堆里辛苦地梳理考证，他的工作或有助于维护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虚构神话。森鸥外50岁生日前，写过一篇小说《かのように》，主人公五条秀麻吕仿如自己的分身。五条秀麻吕年轻时专攻历史，留学德国，回国后有志于成为历史学家。小说描写的父亲五条子爵并不是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也不是满怀古风的神道家，而是一位富有常识的政治家。但是对于儿子，父亲希望他能把神话和历史结合起来以维持国民的信仰。五条秀麻吕知道，如果不明确神话不是历史，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但身陷如此悖论真是令人烦恼不已。最终秀麻吕被告知，无论价值观如何多元化，社会需要必要的秩序，那么传统的价值就是绝对真理，此外无他。森鸥外对《元号考》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临终托付给吉田增藏的不仅仅是未完成的著述，而是希望对作为天皇制国家象征的元号进行彻底整理后形成完整谱系，以维系宗教上的祖先崇拜，以完成道义上的国家形式。　　森鸥外的《元号考》起于“大化”，终于“大正”，对日本的245个正式元号和更多备选元号的汉籍出典，做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考证。大正之后的昭和、平成、令和分别是日本的第246、247、248个元号。大化(645-650)是孝德天皇的元号，也是日本元号之始，著名的“大化改新”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意义重大。森鸥外遍览了唐代以前的中国古典和史籍以寻找大化的出典，用功之勤盖为证明日本元号的正统性。兹不避免繁琐，抄录于下：　　《书》(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　　《孟子》(尽心)：何谓善，何谓信。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荀子》(议兵)：夫是之谓大化至一。又，(天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　　《吕氏春秋》(大乐)：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称大化。　　《汉书》(董仲舒传)：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　　《汉书》(匡衡传)：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忠经》：圣君。禄贤官能，式敷大化。　　《潜夫论》(本训)：法令刑赏者，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　　《晋书》(乐志)：於穆我皇，大化洽，地平而天成。　　《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鲍照河清颂。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许。　　《北史》(郑义传)：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昭宁，如大化光四表。　　陆机(连珠)：大化既洽，百姓无匿於心。　　魏明帝(櫂歌行)：王者布大化，文德以时，武功伐不随。　　《宋书》(乐志、魏王粲、俞儿舞歌)：神武鹰扬，大化咸熙。　　《魏志》(刘馥传)：馥子靖上疏曰。阐弘大化，以绥未宾。　　《晋书》(荀勗传)：凡居位者，务思萧曹之心，以翼佐大化。　　我不知道以上罗列是否穷尽了唐以前有关“大化”的所有出典，还是仅仅试举其例，但确实展露了作者惊人的汉学功底。森鸥外以洋洋洒洒的汉籍古典来为日本的初元“大化”做历史背书，不仅证明了日本最初的元号由来有自，也为其所代表的王朝提供了存在感与正当性，可谓用心良苦。沿用这个传统，日本迄今使用的的元号和备选元号，基本都离不开汉籍出典，森鸥外的《元号考》堪为例证。即使近代以来，日本元号的汉籍出典也是让人耳熟能详的。例如：　　“明治”出自《易经》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明治在历代曾有十次候选，仅江户时代就有八次，第十一次终于被采用。　　“大正”出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大正在江户时代曾候选四次，第五次被采用。　　“昭和”两字出自《尚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黍民於变时雍”。昭和由森鸥外的接班人吉田增藏提案，为首次候选，即被采用，后成为历史上最长的元号。江户时代曾有元号“明和”（1764年〜1772年），为同一出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帝舜》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书经·大禹謨》（古文尚書）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在江户最末期改元“庆应”时，平成曾为有力候选之一。“平成”既立，也是“成”字首次用于日本的元号。　　进入“令和”时代，改元的故事新鲜出炉，历历在目。日本政府采取了学者中西进的提案，明言“令和”元号第一次出自日本古典，源出《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序：“于時，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薫珮后之香。”尽管“和”字用于日本元号已有20次之多，但“令和”作为元号却是首次候补入选。从吉田增藏后来整理成书的《年号索引》中来看，“令和”在其他汉字文化圈的王朝中也没有作为年号的先例，这或许暗合了晚年森鸥外对日本年号之独一无二性的执念吧。　　不过，日本声称新元号“令和”首次源于日本古典，出典于八世纪编撰的日本最古和歌集《万叶集》，但人们很快发现“梅花歌序”的原文出典于中国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被收入在六世纪编篡成书并广为流传的《文选》。另，唐代薛元超（公元623-685）在唐高宗时期上疏《谏藩官仗内射生疏》，文中也有“时惟令月，景淑风和”字样，庶几相近。可见，孙悟空最终没能翻出如来佛的五指山。　　无疑，汉字文化圈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作为母体养育了日本文化。元号不仅由汉民族的王朝使用，还扩散到了北方民族、西域地区、南方的越南等地，当然也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森鸥外编撰《元号考》完整梳理了日本历代元号及备选号，其后继者吉田增藏更以东亚地区为对象编制了《年号索引》，他们的经久努力对于元号文化在日本流传并使用至今，对于日本人形成自觉的国家观念具有潜在影响。日本因坚持而做到了唯一，迄今248个元号维持了日本自大化以来1400年不间断的完整的国家形态，看上去很美。　　森鸥外最终以皇室学者之名撒手人寰，去世迄今将近百年。森鸥外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最后的家长，其后多是放荡子孙成为主流，比如太宰治。在东京三鹰的禅林寺墓地，森鸥外的墓与太宰治的墓相向而立。六月樱桃祭，文学青年和少男少女们多去祭拜太宰治，在墓前拍照留念，成为流行时尚。而在其侧后，另有一座不为人注意的“森林太郎墓”，这是卸下了所有在世荣耀和冠冕身份的石见人森鸥外的墓。据称，太宰治生前非常敬仰前辈森鸥外，曾在作品《花吹雪》中写到“在东京府下三鹰町的寺庙里发现了鸥外的墓”，意外又感伤。太宰治死后，妻子遂在禅林寺的鸥外墓的近侧建立了墓碑，太宰治得以与敬慕的前辈文豪森鸥外相伴永眠，或为身后之幸。　　中文导报第1315期 20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