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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莫言完美讲诉中国记忆喝彩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2-12-10 18:11:51 阅读人次:837 回复数:0)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12月7日站在瑞典学院的讲坛上,发表了万众瞩目的、注定要名垂文学史册的获奖演说。面对着获奖后遭遇的“花朵、石块、污水”,莫言以平静的语调向世界讲诉了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中国的故事。

  
一直以来,被视为文学教科书的诺贝尔获奖演说,大致可分为两个维度的阐述:一是偏重阐述文学基本价值,如美国作家福克纳那篇短小精悍却寓意精深的演讲辞;二是偏重阐述民族文化内涵,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令人印象深刻的获奖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身为第10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讲故事的人》为题发表演讲,开创了第三个叙述维度,也就是在文学价值和民族文化以外,着重阐述了来自生活和社会的营养,即养育了作家莫言的大地的故事、成就了莫言文学的中国的记忆。莫言演讲体现出的语言力度、文学高度、思想深度,绝不逊于绝大部分获奖作家在领奖台上留下的名篇,而成为2012年岁末最值得世界聆听的中国声音。

  
莫言的故事从母亲开始,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却又具有穿透时空力量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人故事。母亲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又是所有仁慈、善良、忍耐、悲悯的中国母亲的化身。莫言的演讲从与母亲有关的故事开始,讲到了母亲宽容孩子打碎热水瓶、对恶意打人者以德报怨、向穷苦人慷慨送出饺子、不容忍孩子在钱财上的分毫之差,等等——正是这些朴实无华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养育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培育出一位世界的作家,也在贫穷、饥饿、孤寂、苦难的年代里涵养了中国人民。莫言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母亲是最重要的形象之一。当世界读懂了中国母亲,才可能理解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本质。

  
就像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莫言的童年经历了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他也象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当莫言开始“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时,二百多年前在山东故乡出现的一位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成为莫言文学的启蒙者。在《聊斋志异》的传统上,流传于民间、相传于口耳的许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让莫言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尽管莫言毫不讳言,在创建个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与了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莫言只读过几页,就明白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情况已经非常明朗了。当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文学天才和写作霸气点燃了在莫言内心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生活干柴和大地记忆时,一场文学火焰从星星之火燃烧成惊天烈焰已经可以预期了。如果说莫言的早期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那么从《檀香刑》之后的小说,则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莫言对小说领域的这种创新,驾轻就熟,成竹在胸。

  
莫言在演讲中提到了大约十部自己的小说,并做出不同程度的阐释和解说,这在过去的诺贝尔文学演讲中是不多见的。莫言此举或许用意有二:一是对众说纷纭的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关系做出权威性阐述,同时为自己重要的作品背景和写作笔法提供最有价值的定论;二是通过自我阐述把世间的目光引向作品而不是其他。莫言说,“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如果忽略以上阐述中的自我辩护性质,可以说莫言不仅给出了自己创作的秘诀,也指出了阅读莫言小说、理解莫言文学的捷径。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无论是为人还是写作,莫言立足于大地的朴实远远超过了小农的狡黠。即使在诺贝尔颁奖典礼这样的场合,莫言也拒绝洋腔洋调,绝不班门弄斧,而是坚持“说故事人”的身份,用最朴实的叙事话语,让泥土的芬芳去感染,让生活的原型去说话,在常人忽略的寻常故事中咀嚼出人生的滋味、提炼出思想的精华——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莫言最后讲述了三个生活故事,用心良苦,寓意深刻:一、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二、一个人的过分自尊也会伤害别人。三、八个泥瓦匠的故事带有宗教寓意,犹如中国式的“最后的审判”。诚然,当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成为记忆,或仍在继续上演时,文学应该意识到自己作为人学的责任。“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需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莫言如斯说。

  
中文导报 第931期 201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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