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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年终大考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2-01-21 20:58:23 阅读人次:1656 回复数:0)
2012年新年伊始，缤纷而至的各种世事变化让人应接不暇。从雅虎酋长变为股东仇人的杨致远，最终决定离开他一手创办了17年的公司，去追求雅虎以外的另一种人生趣味；百年影像制品巨人柯达公司，在时代车轮的急转弯处被甩出了历史轨道，在股票缩水99%之后无奈申请破产保护；在全球，伊朗与美国这对世仇国家围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恫吓与反恫吓让全世界睁大了眼球、屏住了呼吸；在中国，年年春运，今又春运，人类最大的候鸟式全民迁徙又一次拉开了大幕。　　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世道多么凶险、变化多么莫测，与春节回家过年相比，一切都是遥远的、可以放下的。尽管不了解以下数据是怎样统计的,但中国的春运人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平均增长5.6%,近几年接近10%已成定论。2011年，总流量为28.95亿人次;2012年，客流量预计增加9.1%,达到31.58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这个超过世界总人口二分之一、高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春运人流，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值得深思和探究。　　人口的定时定向大规模流动，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传统文化比较浓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因传统节日而导致人口流动高潮并不少见。日本每年的五月黄金周、八月盂兰盆节、年末年始之际，都会因为归省、祭祀、度假等原因而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这种时候，飞机增加航班、新干线超满员、高速公路大堵车，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人口流动提升了消费、带来了商机，使得假日经济成为拉动内需市场的重要契机。为此，日本经济界人士非常看重中国春运引发人口大迁徙所蕴含的商机、爆发的活力，对中国春运这种特殊社会现象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称羡不已。不过，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以“亿”为单位的人口大迁徙所生成的社会压力、精神烦恼、心理极限，并不是处于不同人口数量级的日本或其他国家所能理解的。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假日经济”的利弊得失一直处于摸索过程中。为了刺激内需消费，中国在1995年导入了“双休日”制度，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消费样式；为了刺激和振兴观光休闲产业，中国在2000年正式规定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农历春节为三大七连休长假，导致“假日经济”畅行，但也引起了观光拥挤、交通拥堵等社会病，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营；中国从2008年开始进一步修正了假日法令，缩短五一长假，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调整为三连休，使得年间的休假和出行安排更加合理。但是，无论如何调整、疏通，农历春节总是一个例外。　　对中国人来说，一年到头，辛苦营生，万事悠悠，过年为大。中国人在春节回家团圆，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世间公理，没有任何行政手段可以调整，也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可以阻挡。交通困难算得了什么，风雨兼程又何妨？出行难、春运难，挡不住亿万民众的归心似箭，化解不了真挚朴素的团圆梦想。　　春运难，难在最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铁路运输。为了缓解“一票难求”情况，铁路部门绞尽脑汁，设计出各种方法，在今年更祭出了“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实名制购票”。但这些方法落实到个人头上，还是化为一地鸡毛。电话打不进，网页打不开，高价买不到。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在春运火车票上碰壁认栽，但多数人的感觉正被现实逼向紧张、无奈、失望、窝火、抓狂，还有更多的难以名状——这些感受即使在经济年增长9.2%的中国也是真实的，非亲历其境者无以言表。　　所以，当有的媒体以居高临下的语态总结说“就交通本身来说，春运的难题是无解的”，并轻描淡写地评论道“但难未必真是痛苦的。特别容易回的家，和很难回的家，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一切就是他们未来关于这一段家的记忆”时，置身现实困境的被评论者很少有人会认同这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心里话。媒体部门正在努力履行化解春运悲情的使命，但付出努力本身就意味着悲情是存在的，是不能被抹消的。　　年年春运，是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年终大考。专家说，每逢春节，巨大的人流物流形成“年消费”高峰，带来无限商机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一定压力。其中“回乡潮”给交通带来的压力，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种现实的态度，可能比假装阿Q，或是虚伪地替别人豁达更可取。只要这场年终大考不及格，媒体就没有说大话的权利，中国只有在城市化道路上继续摸索和改进。　　中文导报第888期 20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