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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专家的预测经常错得离谱？
年度回眸 (发表日期:2026-01-15 18:13:42 阅读人次:8 回复数:0)
张维迎　　2025年8月29日，北大国发院2025级EMBA开学典礼在承泽园校区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的主题分享整理。　　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渴望了解未来，许多专家也热衷于预测未来。但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专家的绝大部分预测都不靠谱，甚至错得离谱。　　专家预测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下面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网上曾流传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拥有很强的研究团队，他们在2023年初做出了十大预测，但到年底回顾时发现，所有十项预测无一项正确。　　人口本来是相对容易预测的领域，因为人口统计学很成熟，人口统计数据也充分，但专家的预测也错得离谱。2015年前在讨论是否放开二胎时，一些知名人口专家和权威人士预测，放开二胎后，中国总和生育率将迅速提升至2，甚至2.4以上。但政策放开后，实际总和生育率一路下降，从2016年的1.7下降到2024年的1.08，远低于专家的预测。在出生人口方面，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的差距往往在500万左右。比如专家预测2024年的出生人口应有近1,500万，但实际出生人口只有954万。　　再看看国际上知名专家所做的预测。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爆炸》。他在该书中预测，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即便启动所有应急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仍会有数亿人饿死，并且人类已无法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的趋势。而实际情况如何？我们看到，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同样大幅下降，两种因素综合后，世界人口总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出现大面积饥荒，更没有发生数亿人饿死的现象。事实上，所有国家的人均食物消费量（按热量计算）均大幅提升，而粮食价格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不久就大幅下跌。　　能源是专家们最喜欢预测的领域，但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预测都不靠谱。人类于1859年首次开始使用石油。1865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之一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曾预测，煤炭即将枯竭，且石油产量不足以替代煤炭。但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完全不是这样。1919年，美国国家煤炭局预测石油产量将在2-5年内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组织专家探讨如何生产合成石油。但是，预测的石油产量下降并未发生，却却相反，石油产量持续大幅度上升。1947年，美国国务院石油处预测，美国无法再找到充足的石油供应，事实证明这一预测也是错误的。后来情况变得乐观起来。1970年，尼克松总统的石油进口工作组乐观预测：美国基本能自给至少再一个10年，全球油价会保持在低价位。但没人预料到1973年爆发了由中东OPEC引发的石油危机。1977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警告能源危机即将全面来临。事实上，1978年之后石油价格一路下跌。2005年涨到每桶40美元时，创办《福布斯》杂志的史蒂夫·福布斯预测石油价格即将下跌，可实际上石油价格却继续上升。2008年，石油价格涨至高达每桶140多美元，那时大部分权威专家预测油价将涨至200美元，实际上石油价格却开始一路下跌，2016年掉到30美元，2020年4月低到16.55美元。即便有乌克兰战争，今天的石油价格也不过每桶60多美元。　　再看对宏观经济的预测。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教授，曾协助建立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社会保障系统，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他于1938年出版的《完全复苏或停滞》一书中，以相当详实的数据预测世界经济将陷入永久性停滞。当时最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言战后世界经济是否有一点复苏的可能。事实上，二战后全世界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繁荣，这段美景之长、经济增长之迅速，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　　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1981年出版的《预测手册》包含14个重要预测，均判定美国通货膨胀至少在接下来十年会持续攀升，部分专家甚至认为这种上升态势可能会延续至2030年。但是，在该手册出版两年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降到3.8%，并持续保持在5%以下，直到2020年，只有个别年份例外。　　国际格局预测方面，在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因此苏联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他的《经济学原理》是半个世纪里最为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0世纪60年代修订的版本中预测，苏联超越美国的时间大致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在1980年版的教科书中，鉴于之前的预测难以在预期时间内达成，他修改了之前的预测，将超越时间推迟至2002年至2012年。然而，在该书出版几年后，苏联解体了。他在之后版本中删除了这项预测，但没有解释为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全球至少有35本著作预测日本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有观点甚至断言，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美国或将沦为日本的卫星国。特别要提到里根时代的一位政府商务顾问、经济学家克萊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他于1988年写过《日本主导时代的到来》，该书通篇未提及中国。20年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为“中国主导时代即将来临”的主要鼓吹者。这一论断是否准确，目前尚无定论。　　经济学家关于改革政策的预测也常常出错。1981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有364位大学教授签署了一份正式声明，告诫民众切勿接受撒切尔夫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但事实证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改革方案使英国摆脱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并在国际社会重新崛起。　　2023年底哈维尔·米莱上任阿根廷总统时，全球有数十位顶级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警告米莱在阿根廷推行的改革计划可能会对阿根廷民众造成伤害。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就目前情况而言，米莱的改革举措创造了阿根廷经济复苏的“人造奇迹”：123年来首次终结了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年通货膨胀率也从2023年的211.4%骤降至2025年中期的43.5%。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米莱上任以来，已有170万阿根廷儿童成功摆脱贫困。今年4月份，阿根廷经济同比增长达8%。　　1977年，800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未来全球的政体格局进行预测，尤其探讨了25年后的2002年，社会主义政体的数量将会增加、减少还是保持不变。超过25%的专家预测2002年社会主义政体的数量会与1977年相同，另有45%的专家预测其数量会增加。实际上，在预测的1977年，全球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数量为15至20个，而到2002年仅剩下5个。由此可见，大部分专家的预测都出现了偏差。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英国人汤因比(Arnold Toynbee)撰写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人口爆炸的著作中，他预测到20世纪末，世界将成立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国际机构，负责控制粮食的生产与分配。他表示，这将是“人类为自己创建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行政机构”。其实早在1952年，他就对2002年的世界进行了预测，宣称“通过将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集中于某一群体手中，整个地球将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他认为统一世界的不一定是美国，但很有可能是美国。1966年，他在思索美俄联盟的可能性时称，如果冷战对手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将会做到。无论如何，自由必将湮灭。 1970年，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到2000年，世界将在一个残暴专制的独裁统治下实现团结与和平。然而，众所周知，在他做出预测后的几十年，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已经列举了足够多的例子证明，专家的预测经常是不靠谱的。198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轻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提特罗克(Philip Tetlock)开启了一项重要研究，他招募了284位专家，其中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媒体记者，让他们各自对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趋势发表看法，且采用匿名形式。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向这些专家提出了各类问题并让他们作答，总共收到了27,450个有关未来的预测。对这些预测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专家的预测并不优于随机猜测，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黑猩猩投飞镖”的命中率。此外，提特罗克在这项研究中发现，专家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如何思考问题。预测表现差的那些专家无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试图将问题简化为某个核心理论主题，用模板来刻印预测；而那些预测表现优于平均水平的极少数专家则截然不同，他们没有模板，而是从多个来源获取信息，并试图将其综合起来。他们善于自我批评，总是质疑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是否真的正确。当他们犯错时，他们会承认错误，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思维。这些专家中的大多数人都乐于将世界视为复杂和不确定的。故而，他们的预测表现略胜一筹。　　2012年，专栏作家丹·加德纳(Dan Gardner)出版了《未来乱语》（Future Babble）一书，分析了人口、资源、经济、地缘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预测的成功率。其基本发现为，专家的预测很少有正确的时候；即便预测准确，也大多是凭借运气，恰似一个钟表，即便停摆，每天也有两次显示正确时间。更为严重的情况或许是，若钟表总是比准确时间快五分钟，那它便永远无法显示正确时间。本文前面的例子大部分取自丹·加德纳的这本书。　　为什么专家不是预言家？　　为何这些学富五车的专家所做的预测都缺乏可靠性？简单的答案是，未来是不确定的，但预测专家却假定未来是确定的。未来存在着无穷种可能性，影响因素众多。但专家仅了解其中一部分因素，并不知晓全部，存在认知上的局限。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未来不仅是不确定的(uncertainty)，更是未定的(indeterminacy)。通常讲的“不确定性”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的未来已经由历史给定了，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将逐渐显示出来，如同受精卵变成胚胎、最后变成婴儿一样；我们感到不确定，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加，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减少。这或许描述了大部分自然现象（如天气），但与人类社会相距甚远。就人类社会而言，未来究竟呈现为何种模样，并非是客观给定的，更非完全由历史所决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我们的选择，包括你自己的选择、他人的选择、当下的选择以及未来的选择。即便你清晰并坚持自己的选择，但你无法知晓并完全干预他人的选择，尤其是你无法清楚地预知人类的想象力。一个人选择什么与他的想象力有关，而想象力不完全取决于过去的知识积累。　　因此，整个世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一个新观念的诞生、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位雄心勃勃人物的出现、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均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而这些事物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而牛顿曾说：“我能计算星星的运动轨迹，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行径。”人类世界与自然界完全不一样。然而，预测专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假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同牛顿所描绘的物理世界一般，好似天体运行那样，存在着固定的规律，只要我们知道了初始条件和运动方程，便能够预测未来。这被称为“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　　典型的事例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预测，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品供应的增加速度，人类将始终处于贫困阶段，生活水平无法真正得到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兴起后，人类成功摆脱了如今所称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为何会那样预测？因为他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资料所做的猜测，没有预料到技术进步对生产和人口出生率产生的影响。　　专家在某一领域拥有极为深入的知识，然而其知识广度有所欠缺。即便是知识面极宽的专家，对未来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预测在最不需要的时候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最不可能是正确的。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技术变化。自马尔萨斯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现象便是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不断涌现。能源领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地球上有多少石油“储备”，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勘探和开采技术。专家们在预测石油价格时之所以一错再错，就是因为他们不可能预测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比如本世纪头十年专家们在预测全球能源危机时，根本没有想到页岩油技术的突破。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论断：对发明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下面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设想）在旧石器时代的某个时候，你和我讨论未来，我预言10年内有人发明轮子。“轮子？”你问,“那是什么？”于是，我向你描述轮子，当然这很困难。我找词汇，第一次说出什么是轮辋、轮辐、轮毂，也许还有轮轴。然后我停下来，吃惊地说：“但是没有人将会发明轮子了，因为我已经发明了。”换言之，轮子的发明是无法预言的，因为预言这项发明必须说出轮子是什么，而说出轮子是什么就是发明了轮子。不难看出这个例子具有普遍性。任何发明或发现都是无法预言的，其本质都是对全新概念的详尽阐述，因为预言必须在当下阐述一个只会在未来发现或发明的概念。预言激进的概念创新---这个想法在概念上是不合逻辑的。（引自埃里克·拉森《人工智能的神话》第74页。）　　回顾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些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而在这些技术出现之前，没有人预见到它们的出现。1940年没有预见晶体管；1950年没有预见集成电路；1960年没有预见光纤通讯；1970年没有预见个人电脑；1980年没有预见万维网；1990年没有预见手机普及；2000年没有预见移动互联网；2010年没有预见人工智能会成功。因此，预测新发明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靠谱的预测持续存在？　　为何如此不靠谱的预测仍不断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用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回答。　　一方面，人们有这种需求，期望有人进行预测。人类与生俱来厌恶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未来没有掌控感。但是，我们都想掌控世界，便想出了预测这一办法。我们以为，只要能够预测未来，就可以掌控未来。　　在此特别值得提到一点：人类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实际上致使我们接纳了许多事物。比如有些人之所以接纳计划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主张者承诺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计划经济号称能使一切按既定步骤有序推进，没有人有后顾之忧，所以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　　逃犯一般在何时能睡上第一个安稳觉？正是其被抓捕归案的当天晚上。终于尘埃落定了！这说明，一件确定的坏事有时比不确定的好事更能让人内心安宁。大量研究显示，只要我们对周围世界拥有哪怕些许的掌控力，便会感到更愉悦。　　这也解释了人类为何会有迷信行为。著名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想探究人们在什么时候会求神算卦。他的结论是，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候，人们更可能求助于神灵。　　当然，现代人更倾向于相信专家，而不是算命先生，因为专家具备专业知识且较为理性。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就预测未来而言，专家与算命先生之间的差异实则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针对我们的需求，就会有对应的供给。为什么有些专家热衷于进行预测？因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彰显自己比其他人高明。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愈发相信知识的权威性。而且我们看到，那些做出大胆预测的专家往往表现得信誓旦旦，因为唯有展现出十足的自信，才会让人觉得他的预测具有可信度。若预测专家表现得犹犹豫豫，他人便会对预测产生怀疑。　　有些专家之所以热衷于预测，是因为专家对预测的责任是非对称的。若预测成功，他会声名远扬；若预测失败，预测的事情没有发生，人们会将曾经的预测淡忘，专家通常无需担责。因此，专家预测就像买彩票一样：中奖了大富，没中奖损失微乎其微。即便其错误的预测被他人指出，专家也能够用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的预测本身没有错，只是条件发生了变化。毕竟，人类对于任何一种行为都能够找到充分的理由，使其合理化。这方面，专家更胜人一筹。比如，如果我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没有实现，我可以辩解说“我说的是潜在增长率”。　　所以，尽管专家的预测通常不靠谱，但不靠谱的预测仍然持续出现。预测专家总是有市场的。　　前文谈到的菲利普·提特罗科（Philip TetLock）曾提出“刺猬型专家”与“狐狸型专家”的区分。刺猬型专家固守一个观点，坚信此观点已把握所有事实的本质，自认为对未来了如指掌，对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所以他们在进行预测时表现得笃定自信。相较之下，狐狸型专家更为审慎，他们深知世界纷繁复杂、难以预测，自身掌握的知识有限，不足以洞悉全部事实，因而认为预测未来本身就是一种鲁莽之举，所以他们不会轻易进行预测，即便要做，也会极为慎重。　　菲利普·提特罗科发现，做出相对比较靠谱预测的，恰恰是狐狸型专家，而非刺猬型专家。刺猬型专家所犯的错误，本质上正是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即我们实际所知甚少，却佯装知晓甚多，或者自以为知晓很多，进而大胆地进行预测。这就是老子警告的：不知者，病也！　　专家务必保持谦卑，因为世界极为复杂，我们每个人无论拥有多少知识，其实都是无知的。更多的知识并不等于更好的预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克劳斯（David Gross)曾言：“科学最重要的产物是知识，然而，知识最重要的产物是无知。”阿拉伯谚语说：那些声称能预见未来的人是在撒谎，即使后来证明他们是对的。　　需着重强调的是，很多预测被我们记住不是因为准确，而是因为影响了政策。错误的预测如果严重影响政策，可能带来灾难。事实上，许多专家之所以做预测，就是为了影响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口政策。实际上，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人提议放开二胎政策，但他们是边缘化人士。主流专家认为，一旦放开，人口将迅速恢复到难以控制的水平。正是由于专家不靠谱的预测，使得放开二胎政策晚到十余年。　　是不是所有预测都不靠谱？也不是。社会科学家能做的是哈耶克讲的“范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范式预测属于有条件预测，或是对人的行为的预测。例如，米赛斯和哈耶克早就预测，若搞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普遍贫穷和短缺，因此计划经济不可持续存在。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无法预测哪些国家会实行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会在哪一天瓦解。中国已进行了四十余年的改革，但邻国朝鲜依旧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无法预测其何时会做出改变。　　三点建议　　最后，我想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不要迷信专家。越是信誓旦旦的专家，其预测往往越不可靠，越不值得信任。前文提及的泰特洛克教授，采用谷歌点击量作为衡量284位专家知名度的指标，结果发现，知名度越高的专家，其预测表现越不靠谱。研究创新问题的哈佛大学知名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曾说：“当我看到专家对新产品市场未来发展规模做出预测时，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些预测是错误的。” 　　第二点，相信自己。人类在很早以前便怀揣着飞天梦想，但直至19世纪后期才具备实现的可能。1899年12月，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预测，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或者将只是一个危险的、致命的娱乐方式，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令人感到奇妙的玩具；飞机将永远不会成为有商业价值和军事用途的机器。但是，莱特兄弟并不相信这一预测，而是相信自己，于1903年成功发明了飞机。　　自飞机发明之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飞机在基本不用于搭载乘客，大多数情况下只用于运送邮件。那时，飞机的竞争对手是飞艇，无论飞行高度、飞行距离，还是载客人数，飞艇都远胜于飞机。1928年，德国企业家雨果·艾克纳带领齐伯林号飞艇进行了一次环球飞行，并开通了德国-巴西-纽约之间的跨大西洋定期航班，而飞机的最大飞行距离只有600多公里。据此，1929年美国商务部航空局发布一份报告宣称，德国人艾克纳的环球飞行和跨洋三角航班证明，飞艇在跨大洋飞行中优于飞机，飞机只适合于短距离空中运输。在飞艇的支持者中，这样的判断已成一种信念。然而，美国企业家胡安·特里普并不相信此观点，他坚信飞机才是最好的空中运输工具，代表未来。经过不懈努力，特里普的泛美航空公司终于在1936年开始用飞机进行跨大洋飞行。如今，我们搭乘飞机便利出行，这一切皆得益于特里普这样的企业家不轻信专家的预测，而是相信自己的信念。　　第三点，同学们来到国发院学什么？国发院汇聚了各个领域极为杰出的学者专家。但我要郑重提醒，他们确实在某一领域造诣很高，能够为大家传授知识，同学们自己通过汲取所学知识，可提升知识储备，增强思考未来的能力；但大家要记住，国发院的学者不是预言家，更不是“算命先生”。同学们要端正来到国发院学习的态度，你们是来学习知识的，不要期待教授替你预测未来。国发院教授教的是知识，知识是有关过去的事，不是有关未来的事，尽管可能有助于你们理解未来。有些教授也许能启发你的智慧，提高你的思考能力，让你更好地洞悉未来，但教给你的不是有关未来的确切答案。　　　　韩媒：预测“中国见顶”，他们错了　　环球时报2023-07-05 08:06 　　韩国《中央日报》网站7月3日文章，原题：中国见顶了？还请三思许多专家预测中国经济“衰落”。关于中国“崩溃”和源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外国书籍被翻译和出版。但它们都错了。尽管经历种种波折，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一些人谈论“中国见顶了”——认为中国经济达到增长极限了。《经济学人》5月份推出报道后，此类说法在韩国引发关注。有视频博主称“没错，中国时代已结束了”，许多观众点击观看。这一次他们对了吗？　　地方政府迅速增加的债务，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增长引擎的动力减弱……过去，面对此类情况，中国政府会以增加流动性、取消房地产管制来拉动经济。但（如今）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相反，中国现在讲加强经济基本面，希望通过打破恶性循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增长结构。　　中国是到了增长极限还是处于发展高质量经济的过程中，尚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在“扭曲增长”期间，创新也肯定存在。从2010年开始全面展开的互联网革命，正在向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新材料等下一代产业扩展。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超越韩国。　　中国经济仍在向前发展。国家资源将集中于八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材料、高科技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等。政府推动调动所有科技资源的“新举国体制”，半导体产业是目标领域之一。抱着零碎的“中国时代已过去”的观点，是无法发现这些动向的。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些动向，就可能失去更大的东西。我们决不能被“中国见顶了”的言论带偏了。（作者HAN WOO-DUK，陈俊安译）　　台湾《中国时报》7月3日文章，原题：中韩交恶谈谈没落的韩国亲美反共的尹锡悦任韩国总统后，在美国唆使威诱下，背离传统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一面倒地攀附美国，亲善日本，刺激朝鲜，制裁俄罗斯，敌对中国。　　尹锡悦执政后韩国对外贸易从多年顺差转为逆差，对华出口持续萎缩。固然贸易逆差有全球经济不振、俄乌战争造成的国际能源及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但中韩的产业竞争是最大原因。原来韩国居于优势对华出口的汽车、手机、面板、芯片、家电等产业，因为中国赶超，渐渐失去中国市场。甚至在国际竞争有优势份额的造船、汽车等产业也被中国瓜分，加上美国制裁中国芯片等原因，韩国的国际市场萎缩。　　除了缺乏长期稳健的国家战略定力给韩国带来危害、主要支柱产业即将落后中国，韩国年轻人衰败的精神面貌，是韩国前途看衰的更大原因。韩国的几家超大型企业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垄断了大部分就业机会。年轻人恶性内卷，幸福指数最低，自杀率超高。　　韩国实质上被美国驻军掌控，不算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美国胁迫唆使下配合美国利益，不以自己国家利益为考虑。缺乏国家战略，与周边国家交恶，经济发展阻滞，社会结构恶劣，加上人口急速缩减，纵然狂妄一时，未来注定是没落的国家。（作者为中美论坛社理事盛嘉麟）　　　　【具正恩的真实世界】金融危机、内战和疫情等一系列危机动摇了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所有固有认知。现实令人沮丧，但仍有希望。　　“教派政治将在中东根深蒂固，伊朗和叙利亚等地区强国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内战式冲突’将旷日持久。美国必须长期参与解决国际冲突，而不是通过军事干预。” 　　以上内容摘自全球智库国际危机组织（ICG）2006年发布的年度报告。该报告预测，认为冷战结束后以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会自动带来稳定与和平的假设已经失败，内战将成为脆弱国家的常态。然而，它将局势完全归咎于中东的不稳定，却对以色列的暴行视而不见。以色列曾让巴勒斯坦人饿死，并犯下“种族灭绝”（种族清洗）罪行。同年，德国国际与安全研究所（SWP）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崛起：地缘政治的回归？》的报告。报告标题提出的问题可谓切中要害。报告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仅仅源于经济增长，而是将改变国际体系的格局。然而，报告并未预见到美中两国会像今天这样陷入保护主义战争，并分裂世界。　　将20年前（大约在2025年至2030年），主要国际组织和智库对世界的设想与当今的现实进行比较，会发现现实比过去的预测更加令人沮丧。尽管经历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全球金融危机、中东动荡以及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为何如今的形势却显得更加黯淡？仅仅是因为过去的阴影逐渐消散，而眼前的现实却显得更加沉重吗？　　以下是对未来的展望，基于2006年的预测，包括前文提到的德国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提交给联合国的《国际安全报告》以及英国斯特恩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随着美国实力的削弱，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会崛起，但它们不会成为挑战现有体系的挑战者；相反，它们最终将被纳入现有体系。中国将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秩序，随着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其政治也将得到发展。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的表态便印证了这一点，他将中国描述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全球化不会倒退”的乐观观点也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征。谁也无法预料到始于2008年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被视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全球供应链日益复杂和相互依存，人们相信大国之间将以合作而非竞争为主导。气候变化预示着一场重大危机，但人们认为它是可以逐步控制的。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气候变化会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冲突或安全问题。然而，苏丹达尔富尔种族灭绝和叙利亚内战都因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而加剧，2021年，岛国马达加斯加经历了历史上首次与气候相关的饥荒。　　二十年前，人们对科技也抱有乐观态度。人们强烈期望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以及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新的机遇。没有人预料到半导体供应链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对抗。人工智能（AI）甚至从未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是什么让世界变得更加黑暗？与其说是预测天真，不如说是人们当时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基本假设受到了动摇。2008年的金融危机撼动了全球经济体系本身。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使用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金融冲击”这样的措辞。自危机以来，政治和社会裂痕、贫富差距以及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助长了民粹主义政客和极右势力的势力。那么新冠疫情呢？虽然早在2002年就有人警告过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但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规模的流行病却完全出乎意料。归根结底，正是危机的连锁反应，使得当今的局面比20年前的预测还要糟糕。金融危机、内战、疫情和地缘政治冲击接踵而至，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过去的分析人士很少预料到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的大规模全面战争。　　那么未来会怎样？北约发布的《2025-2045年科技趋势报告》预测，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将成为安全的核心要素。咨询公司毕马威去年发布的一份地缘政治风险报告概述了一系列趋势，包括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地区强国为中心的集团、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供应链政治。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将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继续增长。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印度去年宣布其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经济实力的变化最终会动摇国际秩序，甚至“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如今也已被提上日程。　　20年后的世界会比现在更加黯淡吗？过去20年里，全球预期寿命增加了6到7岁，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疫苗接种覆盖率的提高就产生了显著影响。艾滋病已不再是致命疾病，而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全球超过90%的人口完成了小学教育。除美国外，所有国家都已同意减少碳排放。自2010年代以来，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下降了70%到90%。西非许多地区，例如利比里亚和哥伦比亚，已经恢复了稳定。预测未来枯燥乏味，而且常常出错，但我们难道就不能抱有希望吗？我将以一个包容所有人的世界开启新的一年——加沙地带的儿童、正在下沉的岛国人民、结束内战的叙利亚人民，以及所有厌倦了“两极分化”的世界各地的人们。　　具正恩 \| 国际记者 (联系方式：japan@hani.co.kr) 　　政治预测固然困难，预测科学的未来也同样不易。　　人们预测未来飞行将变得轻而易举，太空旅行也将变得司空见惯。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却出奇地大。　　虽然飞行在我们看来似乎轻而易举，但现实世界中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如果我们仅仅希望人们能够飞行，那么只需发射一架喷气式飞机升空就足够了，但安全将是一个问题，而且能源消耗将非常高，远远超过汽车的成本效益。　　太空旅行每次也将消耗巨大的能源，使其难以普及。　　政治预测也显示，尽管民主国家的数量预期会增加，但独裁国家的数量实际上却在上升。　　近期，大国的意图引发了诸多冲突，预示着帝国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也使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